应急志愿者安全风险保障策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志愿服务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志愿服务展馆考察时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图1、图2)根据中国志愿服务网统计,目前我国实名志愿者总数达2.34亿人,志愿队伍135万支,已开展志愿服务项目1158万个,服务总时长53.26亿小时。

美国联邦政府应急管理:中央政府权力的约束与拓展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受到美国宪法的严格约束,但美国宪法及相关的法律规范也给予美国联邦政府参与地方突发事件处置的权力,以发挥地方与中央的积极性。本文研究表明,美国联邦层面的法律制度规定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充当应急资源的“供应链”管理者角色,联邦政府可根据《斯塔福德灾难与紧急援助法》去支援地方管理的突发事件,通过总统政策令参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也可根据国土安全部长的声明支援具有国家意义突发事件的响应;美国国家响应框架明确了美国应急响应的体制,标准化的现场协调中心和模块化的紧急支援功能规范了各部门参与应急响应的行为;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通过标准化与模块化的组织结构规范了现场指挥协调和多级政府之间的协调。但是,美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不能满足全国性的或影响多个州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往往存在着协议州应急资源不足、争抢联邦资源等问题。而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发挥着“全国一盘棋”、军地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优势,可以通过强化应急资源的“供应链”职责部门的作用,进而通过标准化来完善我国的应急指挥协调机制;通过模块化提高我国应急响应的集成能力,通过信息化提高我国的应急指挥协调能力。

我国城市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治理路径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气候变化2023》指出:与1850—1900年相比,2011—2020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上升1.1℃,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分别较2010年和1990年增长12%和54%。

城市强对流天气的灾害特征、治理困境及治理思路探析

引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且强度加剧,对城市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大风、冰雹和龙卷风等灾害,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已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例如,2023年9月19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经开区和盐城市阜宁县等地相继遭受强龙卷风袭击,导致10人死亡,8人受伤(图1)。2024年3月31日,江西省南昌市局部地区突发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死亡,10余人受伤。

论我国应急管理立法的困境与完善方式

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应急法制体系成为社会制度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应急管理立法不仅有助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最大限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更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应急管理立法面临着总体国家安全理念有待深化、“应激式”的法律调整模式过于突出、立法的落实力度尚有欠缺等不足之处。有必要在我国应急法制体系中进一步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通过健全应急管理立法调整与评估机制和完善应急管理立法实施保障机制等措施弥补应急管理立法困境,为安全风险治理提供充足的法律制度供给。

城市公共安全承载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检验——基于暴雨洪涝灾害事件的多案例分析

当前,城市灾害愈发朝着难以预料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转变,对传统城市治理理念与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本文将原先只关注城市发展视角下的“城市资源承载力”扩展至综合考虑能力、环境和物质资源的“城市公共安全承载力”,并以城市应急处突能力、城市共同体紧密度和城市硬件规划系统性作为三大显性衡量要素。选取三起典型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对“城市公共安全承载力”的要素信度进行分析检验,得出上述三要素间存在互联性与互动性,为重新审视城市治理范式、城市发展远景方向提供了整体性视角。

作为国家安全根本的政治安全:理论意蕴、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把“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重要性发挥出来,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楚“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理论意蕴,从内涵上弄清楚政治安全的内涵、内容及特性,从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弄清楚影响政治安全的风险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制定提升政治安全的正确策略和举措。

环境风险感知触发社会风险的逻辑机理与治理之道

近年来,国内环境信访事件和环境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这些缘起于环境领域的风险缘何会演化成社会风险?本文聚焦两项关键要素:环境风险感知与抗争意愿,试图以此来解释公众环境风险感知触发社会风险的逻辑机理与治理之道。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抗争意愿,政府信任在二者间发挥中介作用,政府回应、信息公开削弱并调节环境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降低了政府受信任水平,继而激发并放大了抗争意愿,由此助长了社会风险的萌生。而政府回应与信息公开水平的提升能够弱化环境风险感知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继而间接降低公众抗争意愿,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环境风险向社会风险的转换。

重大灾害响应的现实偏向与破解之道

当前,我国重大灾害的应对处置不断超出常规范围,涉及主体更加多元、应对流程更加复杂,灾害响应的系统性特征日益凸显。为破解灾害响应实践中流畅性与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本文从“过程—主体”两个维度(即预警响应和应急响应两个阶段,以及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维度)展开探析。选取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作为典型案例,具体剖析重大灾害响应过程中的薄弱点,得出存在“重信息发布,轻响应行动”“重政府包揽,轻社会参与”“重领导动员,轻机制驱动”的三重现实偏向。最后,基于体系优化视角提出了我国重大灾害响应的纠偏路径。

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程与风险纾解

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非预期结果,数字治理风险对国家、政府和社会治理的影响愈发凸显。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数字风险,着力化解数字治理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是走向数字善治的必然要求和坚实基础。当前,数字治理实践主要面临数字治理风险及其演进机理研究难度较高、数字治理风险防治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适配性有待提高和防范化解数字治理风险的文化土壤、社会基础相对脆弱三重问题。为此,应更加关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推动数字包容发展;健全灵活高效的政社联动机制,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引导公众适应数字化生产生活,提高全民数字素养。纾解数字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全社会、各环节应对数字治理挑战能力,有效控制数字治理可能导致的长期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威胁,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助益社会治理的功能效用。

结合网络图谱的突发事件案例分析方法——以“9·5”泸定地震为例

突发事件案例经验学习对于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突能力至关重要,突发事件案例的知识表达为开展案例学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文结合网络图谱提出了突发事件案例分析方法,并以“9·5”泸定地震灾害为例,基于泸定地震大事记梳理,构建了包含“时间—地点—事件—主体—任务”五个维度节点及其之间关系的网络图谱,并围绕应急指挥组织体系和应急任务实施情况两个方面对泸定地震抗震救灾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有根据性地提出了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的经验与启示。本文所提出的案例分析方法能够直观分析案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地点、事件、主体、任务等实体及其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为完善案例知识表达、完善案例学习闭环提供了研究基础。

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六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紧紧依靠制度,用制度的确定性来应对风险挑战的不确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是我们抵御风险挑战、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更好地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框架,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增强全社会制度意识,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增强制度威力。

以体系建设为牵引推进公共安全治理

当前,全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频发,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方面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部署。本文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钟开斌对相关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