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正式颁布,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予以明确,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工作进入崭新的阶段,给网络安全的制度构建和具体操作发挥了“灯塔”作用。2016年12月,《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确立了网络安全的战略目标、战略原则、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布局网络安全的工作要点,都应当充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行政合同反向诉讼制度研究

行政合同作为现代社会有效治理的手段被广泛应用,但是由行政合同引发的纠纷也不断增多。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行政合同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正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一道难题。打破现有的行政诉讼体系,建立行政合同反向诉讼制度或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介绍了作为行政合同反向诉讼制度基础的我国行政合同可诉性问题的发展过程、行政合同反向诉讼制度面临的困境,以及建立行政合同反向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为该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的逻辑和框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论述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深层次的制度化任务,明确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制度是基础,治理是抓手,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及其《决定》的中心主题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状况的把握,可以梳理出这一主题产生的逻辑脉络,这一主题充满了国家治理的问题意识,又蕴含深刻的改革方法论。因循这一逻辑,从治理所涉及的组织与权力关系的维度,可以更加明确《决定》所要推进的制度建设的结构框架。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基础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制度体系、怎么样建设制度体系、形成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等一系列问题做出规划和部署,并以执行制度来保证规划的落实。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强度研究

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历来有之,通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附带审查权的确立,从依职权选择审查发展为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两种形式并存的模式。在实践了依职权选择审查的行政审判中,法院基于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性进行评价,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对其做合法性审查兼必要的合理性审查,形成了合理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不适用排除审查三个梯度。附带审查权确立时立法选择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法院在实践判例中表现出促进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趋势,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在附带审查权确立的同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范围势必扩张,因此为平衡司法权监督功能的扩张和行政权自我规制的能力,附带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是必要且合适的。在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并存的模式下,应以法律要素为审查单元,确定审查内容和程度,构建多层次的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强度体系。

耕地“非粮化”应对制度建设的关键是区别对待

核心提示,本文认为,耕地“非粮化”应对制度的完善,须在既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常态与应急状态下的粮食安全保障要求、不同类型的耕地、不同类型的既有“非粮化”情形,力求精准施策,妥当平衡粮食安全与耕地权利人利益及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观点仅供探讨。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重要的政策目标。在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上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意义重大,应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就业稳定优先、推动教育医疗健康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六个方面入手努力实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理解分歧及其辨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建设诚信中国的重要举措。对于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概念混淆不清甚至误用的情况,亟需进一步廓清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在我国存在经济信用、公共信用两套信用机制的情况下,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和分歧,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有助于增进民众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解和信任。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构建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加强信用法治是推动社会信用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

警惕对改革方案的选择性执行

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论压力型大气污染治理的财税优化逻辑

在中央集权与行政主导型国家体制下,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呈现出压力型治理模式,表现为环境治理专项性运动、环保绩效指标式考核与财政资金专项化管理的复合特质。这种压力型治理体制虽然使得大气环境质量有了短期改观,但难以承担起大气生态环境长期善治的使命,同时,也经受着来自权力行使合法性、地方利益趋同化以及项目运行安全性等多重诘难。为消解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弊端,有必要通过财税体制优化来开拓自下而上的合作渠道,以优化权责结构、发挥政策功能,塑造组织能力等逻辑进路来塑造市场与社会的环保自主行动与绿色利益一致性,从而提供财税政策的工具性价值与倒逼式革新。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党内法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论析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它的及时颁布既是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情况发展变化和依规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也是新时代党自身建设的需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部准则要求提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增强四个意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等,对于牢固树立公仆意识,用好手中公权力,以及深化反腐都有重大作用。要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积极运用法治思维,落实贯彻群众路线,以及切实完善党内法规制度配套建设等方面落实该部准则。

财税治腐的路径证成——兼论财税治腐的功能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财税治腐"能够克服长期以来以"治人"为主要反腐手段的弊端,这种模式通过明确财权边界、规范公共财产管理等手段,进一步压缩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财税治腐以财政党规和财税法律为制度土壤,以"理财"和"治腐"为两大主题和形式目标,聚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之下。以领域法学理论、公共财产理论以及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石,财税法跨越不同法域的法学研究路径,以其务实、低调、灵活的特质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腐败治理难题时展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财税治腐承载着实现权力规制、优化理财方式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任务,同其他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对公权的监督合力,共同构建出"法治财政、廉洁政治、现代国家"的理想图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高质量发展展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回顾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历程,总结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结合"十四五"规划的相关部署,从经济、社会、政治、法治、文化等层面,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展望。

数字法治的中国探索——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读和探讨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基本法。这部法律顺应了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集中体现了数字法治的中国探索和中国方案。该部立法的特色和亮点:坚持一个定位,构建两类秩序,营造三类环境,突出四大原则,建设五大机制。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实现立法目标,可从提升法条可操作性层面,不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构建有效的数字治理体系,切实保护个人信息。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建党百年史上的重大成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和前提。近代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条寻路之旅,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曲折后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制度,赢得了革命胜利。这背后包含了近代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必然性。

征信立法的中国探索——写于《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十周年之际

《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出台回应了征信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立法需求,开启了征信法治新局面。《征信业管理条例》构建了高度体系化的统一征信制度,推动了市场化征信机制规范发展,明确了公共征信机构的法律地位及运行机制,贡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方案,为推进征信法治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回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征信业务的快速变化,未来应持续推进高质量征信立法,夯实征信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

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层民主能够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渠道,能够改进和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能够保持基层政权的稳定健康与活力,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但是,如何平衡宏观制度与微观结构、政治功能与政策功能、压力驱动与动力激发、制度规范与程序设计等各方面关系,是基层民主在当下面临的实践困境。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观念转变与制度规范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存量挖掘与增量发展相结合等实践路径。

健全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机制的研究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回顾抗击疫情的过程,仍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在突发疫情下国家权力的运行逻辑、应急法治与常态法治的互动关系以及疫情防控下的公权力边界划定,并结合本次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我国的实践经验,提出应当以保障生命健康权为宗旨,健全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机制,完善制度供给,加强执法、司法保障,推动社会共治,以法治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制度理性彰显人文关怀。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

本文选取B市C区LD社工事务所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合作创新为案例,引入"结构-行动"的理论视角,以制度环境和行动策略为分析框架,探究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的三层互动关系,剖析"依附性""非合作性"和"低参与性"三种行为逻辑环境下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并不天然地妥协于制度限制,已然打开的制度空间为社会组织实施积极的行动策略开启了"大门",社会组织运用行动者的组合性策略,通过改变权力关系、重构关系网络,使社会组织协商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成为可能。

智能社会治理中的民众权益保障:困境、挑战与优化

人工智能(AI)等大数据技术已深度应用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构建了智能社会治理与服务,推动了民众权益范围的扩展、程度的深化与享用的便捷。但其在就业、社会救助和司法等领域的应用,对民众权益也构成了重大威胁。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作嵌入而非超越既有的权力关系;同时,掌握数字技术能力的差别模糊和弱化了侵权方的责任,削弱了传统上行之有效的追责机制;此外,数字技术对高技术企业的赋权,令公私权力面临嬗变,使得一些未经授权的行动者可以监视和侵扰民众、传播虚假信息、破坏公众对知识的信任;而自动决策系统基于预设而非参与的算法决策,可能对无法发声的群体造成更大伤害,进而可能导致权力与财富不平等的再生产。应对数字技术给民众权益保障带来的挑战,需要努力确保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以尊重和促进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和原则。同时,必须重新审视传统公共和私人之间权责的区分,以有效应对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和企业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海上“维权执法”的概念界定与未来展望

通过对“维权执法”历史演变以及38个案例的实证考察,分析“维权执法”的执法手段、执法对象、执法事项以及执法目的,将“维权执法”定义为:为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中国的海洋权益,海上执法机关开展的预防与查处外籍船舶的海洋侵权行为活动,宣示海洋主权与管辖权活动以及保护中国正常用海行为免受外籍船舶干扰、阻挠的活动的总和。依据2018年全国人大对海警总队的授权,提出了“维权执法”未来发展的三个趋势:法定化,功能分流,与警察权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