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下,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任人唯贤等一系列原创性话语。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探索启示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不断完善新时代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探

在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中,与宗教有过不少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宗教观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毛泽东宗教观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体系,涵盖了根本立场、核心观点、基本政策、工作方法和实践需要等五个方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基石,开辟了中国宗教观的发展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逻辑必然、内涵演进与践行方向

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既是中华民族应对文化危机的历史必然,又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必然。党的文化使命就是党肩负的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其内涵可具体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任务,在百余年发展奋斗的历程中,党的文化使命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演进发展。新时代,为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党应当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开放包容,合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守正创新,赓续“魂脉”与“根脉”,谱写中华文明新华章。

1926—1927年胡适的环球之旅探析

胡适在1926—1927年环球游历了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六个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强国。他在观察和思考各国情况时带有很强的求同存异倾向,即以“美国主义”为标准,并在新见闻的刺激下,调整了自己对既存世界格局的认识,重新设计了其关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蓝图,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蓝本和必然归宿,认为各国都正处于向美国前进道路的不同阶段上,且相互间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进化”顺序,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大美国主义”的构想,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其留学时代形成的世界主义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基层社会,并以游击战发展壮大。问题是,当时各种势力蜂拥而起,为什么最后只有中共立下足、扎下根?应该说,良好的纪律是重要原因,它培养起民众对革命的最初情感。但只有纪律是不够的,如何把情感转变为政治意识,是中共的持续努力。总体观之,中共游击队进入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情感到组织的演变过程,最终赢得民众拥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对女性解放的推动

《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它不仅猛烈批判封建礼教对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束缚,倡导“新女性”的独立人格,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阵地。女性在《新青年》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因反抗婚姻制度等原因而离家出走乃至自杀等个体反抗形式,逐渐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行为模式,对女性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但是《新青年》以男性启蒙者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困难。

为妇女辩护: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解析

徐志摩《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是近代以来中国最早关于妇女问题的学位论文,其主旨是在西方学者面前为中国和中国妇女辩护,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生动揭示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构建现代性别观念时的矛盾心理,也为中国近代以来妇女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奠定了徐志摩作为中国妇女问题研究重要开拓者的地位。

“旋风司令”韩先楚与解放海南岛

在解放海南岛过程中,时任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韩先楚的作用和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靠前指挥、亲临一线,主抓40军的战备工作并指挥40军两次偷渡作战;二是以快打慢、趁热打铁,抓住战机适时发起全面进攻;三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亲率40军主力登陆作战。

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历史经验

20世纪80年代,在澳门问题被提上中葡两国外交议事日程并至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的过程中,中葡两国在巨大的认知冲突和利益分歧下,围绕澳门回归时间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交涉和博弈。在此过程中,中方照顾到葡方所谓的“面子”,放弃了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初衷和设想;葡方认识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内彻底洗刷殖民主义耻辱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放弃了2000年后再交还澳门的主张。中葡双方通过多次谈判和磋商,最终就实现澳门回归的时间节点达成一致。这一问题的解决启示我们,解决类似问题,要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斗争本领。

科学把握新中国70年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70年的历史,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体现了“源”与“流”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准备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都属于党领导人民接力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过程中的阶段,体现了继承和超越、“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人们深切感受到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但由于重积累轻消费等原因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这种客观现实促使人们思谋变革;1977年和1978年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出国考察,他们走出国门深感自身的落后和加快发展的必要。于是,改革和开放逐渐成为1978年的热词,改革开放的共识逐渐形成。

从联合政府主张看中国共产党斗争艺术的成熟

针对国民党说共产党讲民主不着边际,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得到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连美国特使赫尔利也一度予以认可,但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虽然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与之建立联合政府的目标未能实现,但这一主张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同盟者,从而孤立了蒋介石集团,实现了民心向我。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斗争艺术。

组织驱动宣传:再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

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发展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度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挑战面前,中共中央依靠组织驱动,通过组织遴选、工作领导、多组织配合及业务培训等方式,迅速建设起既能够覆盖全国,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宣传动员网络。宣传网的建设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细腻的宣传管理技艺。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宣传工作的同时,组织本身也实现了更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