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奉献给人类的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明确了人类解放的根本方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命运,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新的理论创造。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演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囿于时代条件或社会主义实践经历的短暂性,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把握主要限于宏观层面、原则层面的分析,而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的运动逻辑和成长阶段并没有过多的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基本原则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情势有机结合,明确阐明并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从"不发达"的"初级阶段"走向"发达"的"高级阶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标注社会主义新的生长方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独特建树、独创性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元素。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是新时代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方位,也包含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历史任务、基本经济制度、两大布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等问题,对于更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作用与对策研究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前,在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践中,应急管理体系与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应急类社会组织偏少、资金短缺且来源单一、应急管理体制不统一、缺乏有效参与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从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支持、提升应急能力、健全参与机制等四个方面重点发力,保障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并有效参与到应急管理中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各阶段各环节中的平台作用,不断探索拓展丰富各种社会主体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与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创造性地对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作出了新的论述,科学地回答了“当前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建设、怎么推进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时代的社会建设要坚持人民主体论,共建共享发展,维护社会公平,全面推进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进入高质量的发展,满足社会成员的新期待,适应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整体性审视

国家形象的建构对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以及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具有不可忽视的显著作用。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来看,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着眼,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的基本情况,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进而才能取得和达到良好的效果。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发展历程,由于受到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前,在对国家形象进行新一轮的建构时,一方面,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内国家形象的定位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厘清和把握其中潜在的逻辑脉络;另一方面,必须辩证地看待现阶段国家形象所面临的“自塑”与“他塑”同时存在的复杂态势,并对突出问题保持清醒的判断。总之,只有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对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才能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应然契合、实然逻辑与具体路径——以生产力三要素与共同富裕三维内涵为视角

作为回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的政策话语与理论表达,新质生产力是对经济发展成效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引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相互关联。从生产力三要素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质生产力促进的劳动对象质效扩能与共同富裕将物质增长作为推进基础的认知相契合;新质生产力促进的劳动者素质提升与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相契合;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资料的转型升级与共同富裕将科技创新作为动力来源的要求相契合。沿着共同富裕的物质、精神、分配三维内涵,能够明确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然逻辑:推进“物质夯实”的逻辑在于贯穿市场各环节实现的效能跃迁;推进“精神充盈”的逻辑在于基于理念现代化而展开的价值引领;推进“分配正义”的逻辑在于依托数字化共享技术实现的机制完善。基于应然契合与实然逻辑的视角,新质生产力通过物质基础提升、精神资源支撑、分配公平升级、全视角的保障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进程。

唯物史观视域下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研究

普列汉诺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的论述,自觉遵循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并与英雄史观、宿命论划清了界限。学界因普列汉诺夫的关注重点在杰出人物上,而断定其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事实则并非如此。普列汉诺夫有关个人的作用的论述,特别是论述个人如何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以及发挥的作用有多大的问题上,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贡献。面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冲击,重读《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握其中的理论精髓,以此作为批判错误思潮的理论基础,以期对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有所借鉴。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数字经济能够更好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体制成本、改革成本和全面深化改革

判断一个体制需不需要改革的主要依据是体制运行成本,如果体制运行成本低就不用改革,反之就应该改革。如何改革体制,主要看体制改革成本,如果体制改革成本低,就应该马上改革;如果改革成本高,就要想办法分摊改革成本、“分期付款”。这就是“两个成本”改革方法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与现实都可从“两个成本”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背后是体制不平衡不充分,而体制不平衡不充分背后是改革不平衡不充分,解决改革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方略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能够解决深水区体制成本和改革成本双双上升的难题。

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重要遵循与实践路径探究

数字经济是重组社会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新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新引擎,把握数字经济带来的重大机遇,能够让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同时,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备独特优势,数字经济能够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人民性、系统性、世界性。在实现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平衡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统筹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把握活力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要做到发展共享经济,推动建设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构建数字文明,推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为中国式现代化培根铸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培根铸魂,这源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承创新、开放包容的特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筑牢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支撑。在实践当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路径包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发展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引进来”战略;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培养文化自信人才。

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关系结构、实现机制与发展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在实践操作层面形成的一系列新机制、新形态的最新概括。与西式民主相比,人民民主通过复合型制度体系构建了人民、国家、政府、政党有机连接的关系结构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则通过价值引领机制、联动协商机制、吸纳整合机制与环节贯通机制,为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制度框架的落地和关系结构的运转提供了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逻辑以政党主导为建构逻辑、以治理绩效为发展导向、以结构平衡为空间布局,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定位、功能与发展战略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任务的高度复合性、发展时空的高度压缩性和发展领域的多重协调性三重特征。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发展确立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之一,同时主导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发展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渐次拓展与深化,服务于不同时期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有助于创造动态有活力的政治稳定,创造有序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推动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当做到坚持治理定位以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维系党领导民主发展的自主性,加强智能升级以健全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适应性。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脱贫攻坚背景下“四议两公开”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以河南省邓州市为例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在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为解决基层人民群众面临突出问题的实践探索中而产生的,经过各级试验推广,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与发展。河南邓州作为“四议两公开”的发源地,将该工作法运用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创新发展:探索“网格长参与动态调整议事制”,确保扶贫脱贫全程“精准”;创新村民小组“一提二审三通过”程序,推进扶贫协商决策“下沉”;实施“四化双评”工作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四议两公开”的探索运用和创新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自治相统一;坚持依法办事与灵活创新相统一;坚持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统一;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

文明形态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缘起、特征与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其他现代化模式,开启了新型的文明形态。文明形态视域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必须要坚持大历史观,不仅要树立起文化自觉,还要充分挖掘其普遍意义,进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问题的重要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独特性,同时与其他现代化道路之间也存在着共性。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关键在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其他现代化模式相比所体现的创新性与超越性。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我国反贫困的战略转变与治理重点

摆脱贫困是党和人民的历史夙愿。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揭开了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的序幕。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面临农村发展不充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分治二元扶贫模式矛盾等长期性挑战。我国反贫困战略也迎来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从聚焦农村治贫向统筹城乡治贫、从注重脱贫速度向提升脱贫质量的四重维度转变。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因此要做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坚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治理多维贫困,构筑中等收入者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统筹城乡相对贫困综合治理,从而为解决21世纪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

推动我国县域治理的对策探讨

以县域为核心的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依托,应遵循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道路引领等原则。当前,我国县域治理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方面还存在不足,应通过党建引领县域治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维护县域群众根本利益、完善县域治理体制机制、推进依法治县能力建设等举措,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