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关系与“大一统”的历史形态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虽然按照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区分了“华夏”与“夷狄”,但总的来说,中华文化仍是通过较为和平的“修文德以来之”的做法,促进周边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加入“大一统”之天下秩序的。具体来说,从文教传播和夷夏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大一统”体制至少包含四种具体形态,即周制、汉制、北魏和唐制。考察这些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探讨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共同性扩大”: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演进规律再认识

共同性的不断增进与扩大,既是北方游牧民族及其王朝政权历史演进的真实面貌,也是今人着力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的关节肯綮。应当遵循“共同性扩大”这一主要方向,从政治建构和文化交往的多线互动中认识和评价夷夏“合于中华”的伟大。先秦时期形成的“修文德以来之”的理论固然成为历史上华夷关系的主流,但仅从文化角度并不足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还必须从“汉砖唐瓦”去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在郡县制和天下体系的制度基础上,夷夏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非只是单向的接受或拒斥,而是存在深度接受、创新激活与反哺等复杂面相。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由制度至疆域、由疆域至语言、由语言至生活、由生活至文化,再由文化至国家,从而成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血脉同体。从夷夏之间的复杂互动中把握共同性的扩大,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