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仁发农业经营模式”:压力与突破——基于克山县仁发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分析

基于仁发合作社的个案分析,发现"仁发模式"自初创以来,其农业经营方式一直处于转型发展之中,突出地表现在,全面要素激励机制的建立、内部生产责任制的回归、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等方面,面临着不断提高要素收益率,保持生产合作稳定性的核心压力,"仁发模式"的转型发展是其对压力的反应。通过分析"仁发模式"的合作参与约束条件,指出满足要素主体参与合作的期望效用最低值是由要素市场决定的,社员退出权和周边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转是"仁发模式"压力的根源,也是其转型发展的动力,对此,仁发合作社需要创新经营机制,提升经营能力,不断增强要素报酬率。

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评价——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视角

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密切相关。基于理论分析,从法律产权、事实产权和感知产权3个层面,构建了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国东、中、西部4个县(市、区)25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35个流转地块和10.8万亩流转土地的调研数据,对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研究发现,流转土地经营权总体稳定,达到绝对稳定值的75.12%;分层面看,感知层面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程度最高,法律层面权利保障程度次之,事实产权层面控制程度相对弱,分别达到绝对稳定值的81%、74.25%和69.83%。为进一步提高流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从强化法律保护、提升权利控制水平和增强权利感知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

为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今后谁来种粮、发展现代农业所衍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现象,有其现实背景和政策逻辑,并能在短期内带来农地规模经营的正向预期。但现实中,很多时候政府行为很难"合意"其政策目标,这使得探究政府行为对农地流转市场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政策效应具有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时代意义。基于此,本文依据全国1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调研数据和资料,对政府主导行为对流转市场的分割、价格机制的作用,承包户询价逻辑的激励及短期平均成本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构建Translog形式成本函数,对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下的农地经营"成本弹性"进行了测度和估计。结果显示:1政府行为放大需求弹性诱致"地租乘数"促使流转价格溢价;2政府介入流转扭曲了流转市场供求关系,将原本市场配置下的供需均衡变为有利于"卖方垄断"的供需失衡;3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后基于"劳动力双重成本负担"的询价逻辑又助推了流转溢价的"棘轮效应";4依靠政府主导流转而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规模农地经营,其成本弹性未显现可预期的小于1,即未出现规模效益与成本随规模扩张递减。政府行为与政策效应背离,有其深层次的认识误区及其行为逻辑谬误。表现在:一是错误认为推动农地规模流转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直接原因;二是执拗相信只要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其主因;三是渴望借助农机替代劳动力进而实现规模效应和收益最大化,试图套用所谓的"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是其动因所在;四是政府行为扰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造成政策效应失灵。

家庭农场发展的省域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

家庭农场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成长与发展离不开财政支持。基于省级行政区财政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得出当前省域财政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资金支持"、"涉农补贴"、"项目配套"、"信贷支持"、"保险服务"和"税费优惠",具体扶持措施既有针对要素集聚过程中相关当事人、物资和项目的奖补,也有对服务生产和经营环节涉事主体、产品和税收的补贴,还有对农场主进取和绿色生产行为、银行和保险机构配合政策的回报。但是对政策工具间是否具有传导性和替代性、各类政策工具效力的比较与筛选欠缺设计,成为下一步各地政策工具调整亟待研究的重点问题。

粮食安全保障背景的适度规模经营突破与回归

维系粮食安全离不开能够有效保障隐性劳动生产率进而维持土地产出率的"家庭经营"及其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规模扩张初始阶段,主体行为结果难以拟合政府目标,只有当规模扩张至一定阶段,受规模边际正效应递减、负效应递增、内外因素合力制衡后,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回归。此时的适度尽管接近政府目标要求,但与政府期许的基于家庭经营发展起来的"适度"尚有差距。为此,政府应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公益目标寄托于家庭农场等适度规模经营主体而非强力资本主体,并给予其适当的政策扶持和项目倾斜,持久有效地保障粮食安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快速推进的“近忧”与“远虑”

自2008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快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以来,除2011年外,历年1号文件均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提出明确要求。为此,不少地方出现了举全地之力快速推进的苗头和现象。通过总结各地推进成效,分析了快速推进确权登记颁证的诸多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未解、新增补偿问题困扰依旧,部分地区未按实际确权;未阐释确权登记颁证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政策间关系;新增面积处置有待商榷;为推进工作,基层干部隐瞒确权登记颁证时限;因台账缺失,确权登记颁证只能到组,农户对颁证结果不够认可;外出务工已成主流背景下,农民对确权登记颁证漠不关心,对其维权意义了解缺乏耐心等。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超小规模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特征与局限

以农地流转后的超小规模农户为对象,构建以劳动投入为决策变量的农户模型,分析超小规模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特征的产生机理,并基于中国10个省(区)的问卷调查,系统总结超小规模农户的农地经营行为。研究显示:老龄化兼业化、品种技术轻简化和经营目标内生化等是超小规模农户农地经营行为的核心特征。对于旨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农业而言,应当重视超小规模农户的地位作用和特征,建立对超小规模农户具有包容性的、多层次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赋予农户农地退出权,有序推动土地退出。

基层政府主导竞标模式真的有助于农地有序流转吗?——J省J区观察

为规范流转秩序、培育本地种粮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运而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竞标模式,有其现实背景和逻辑因由,并能带来规模经营比例迅速提升、主体培育加速发展等短期效应。然而,政府主导模式同时伴有某些局限并带有一定风险,具体表现为明标竞投无益于对流转价格的管控,甚至可能助推溢价,容易破坏乡里乡亲睦邻友善关系;暗标竞投下的竞标者抑价寻租有悖于均衡价格形成,易推动政府"创租";竞标模式不可避免增加乡村治理事项,基层政府介入很难平抑好各方诉求,个别政府寻租行为加重了民众不满,使得模式成效不管有多大,政府很难全身而退,塔西佗陷阱可能越陷越深,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受此牵绊恐大打折扣。

产权细分、功能让渡与农村土地资本化创新——基于土地“三权分置”视角

"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改革创新,其本质在于坚持农村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旨在放活经营权,引导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本文试图基于"产权细分—功能让渡—农村土地资本化创新"的分析线索,以期阐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逻辑及农村土地资本化实现土地功能让渡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土地制度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符合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逻辑,制度本身具有渐进性、自发性和经济性特点。活化经营权,符合产权激励的内在要求,兼顾了农村土地利用的"公平"与"效率",是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建设现代农业的创新实践。第二,依据马克思"土地价值二元论"思想和经济学的市场均衡模型,揭示了农村土地福利保障功能让渡财产性功能的演变路径与作用机理。当地租和承包户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大于农业经营效益时,"利润租金"是影响农户进行土地资本化的直接诱因。第三,以广东的"南海模式"为例,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结构、分配结构和治理结构阐释了农村土地资本化的运行机制,并产生了一定的制度绩效和示范带动效应。研究结论:一是强化农户的土地赋权。建议对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别确权颁证,以进一步提高土地经营权的可操作性。二是农村土地资本化实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区域适应性。建议允许农村土地资本化形式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三是优化协调农村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关键。政府需要配套的监督管理体系进行规范与约束。

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行为逻辑、经营成效与政策偏离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形势下,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应运而生。这既是农业经营主体追求总收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为,也有政府保粮稳产、培育中坚农民的政策缩影。现实中,因经营成效较难实现预期的投入要素节约和经营规模收益,大规模农地"非家庭经营"所追求的农机规模耕种收、大量雇工操作、农资采购低价等无力弥补"大规模农地流转价格溢价"和"刘易斯拐点下雇工工资棘轮效应"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而一些经营中的相关问题,例如雇工效率低下、监督成本上升增加等,又加重了这一不利,成为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非家庭经营"行为的"墨菲定律+马太效应"。同时,土地产出率下降促使经营者行为逻辑向依靠规模扩张和寻求政府补贴倾斜,偏离了政府扶持其发展进而保障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政策目标,易增大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加重地方政府政务和财政负担。

农地流转补贴政策效应分析——基于挤出效应、政府创租和目标偏离视角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利用补贴政策推动农地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受到高度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农地流转补贴政策构建及国际经验的相关文献,接着概述了中国农地流转补贴政策的主要内容与短期正效应,然后重点对农地流转补贴政策实施所引致的若干负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运用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验证了中国农地流转补贴政策对中小规模经营主体的挤出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地流转补贴政策的实施尽管产生了短期的正效应,但不可避免地也可能产生一些负效应,主要表现为:导致流转溢价并有利于流出方进行价格寻租,形成对中小规模经营主体的挤出效应及对大规模经营主体流转交易的自我挤占,最终蜕变为惠及少数主体的"俱乐部产品",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很难形成公共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此外,农地流转补贴政策易形成土地产出率保持的负向激励,诱使流转主体热衷于走扩张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既无助于农业规模经营平稳、有序发展,更不利于耕地保护压力下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与维系。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仍需不断探索脱离补贴诱致的长效政策。

政府主导农地流转能“增效保粮”吗?——基于地租乘数、成本变动和议价地位的一个分析

顺应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剧、农业兼业化、务农老龄化形势应运而生的政府主导农地流转,其出现尽管有看似合情合理的现实背景和行为逻辑,并能带来短期农地集中度增加、高质量耕地集聚、地利质量改善、谈判环节简化、时间成本节约等优势和便利。但长远看,将一元供求市场割裂为二元市场所诱致的"地租乘数"放大需求弹性并助推流转"溢价"、承包户议价地位提升引致"溢价"合力挤压流入方经营利润,而农产品天花板价格的存在则进一步限制流入方经营利润,助推"非粮化"倾向,增大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加速流入方仅关注经营面积、忽视土地产出率、在意补贴数额等扭曲经营行为。究其原因,政府片面将小规模、分散化农地经营弊端归罪于家庭经营是其逻辑根源,误将农业规模经营当成农地流转经营规模是其直因,而热衷于所谓用工业化大生产理念谋划农地经营成其动机。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理论、法律法规与实践操作

稳妥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实现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央有要求、地方有实践,多地形成了适宜当地农情、民情并在短期内"合意"政府目标的地方模式。尽管试点取得一定成效,但现有研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制度理论、法律法规及实践操作层面尚缺乏充分和较有代表性的论证。基于此,本文围绕上述三个层面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到如此结论:农地所有权、承包权权利主体与经营权权利主体之间是互为监督和被监督的权利关系,第三方经营者对流转农地处分权需征得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方同意,而农地经营权实质是第三方经营者和承包方通过租赁合同以农地使用为主要标的物的一种债务债权关系;现阶段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权的客体,须有法律明确规定;"一户一证"模式不具备在大范围、较复杂、多转出主体地区推广和复制,模式改进和创新有待挖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