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构建研究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除2010年保持略高于两位数外，其余年份均降至个位数水平，呈现“七上八下”新格局，这似乎昭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正步入一个新阶段。2014年上半年，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做出了“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的重要指示，指出今后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通过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深刻理解习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顺利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一个基于修正的IS-LM模型的理论诠证

研究目的:将土地供应要素纳入国民生产研究的总体框架,并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修正。系统分析土地变量变化如何影响资本在中国国民生产总供给和总需求构成中的配比,正确建立土地要素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机制,综合探讨应用土地、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机理。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法,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1)土地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下,引入土地要素的IS-LM扩展模型构建了土地政策通过货币资本调节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2)土地供给弹性和价格影响土地政策调控的方向和强度,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不同的土地供给弹性特征;(3)引入土地要素的IS-LM均衡需要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协同作用实现。研究结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推升了土地价格;经济转型或衰退期,适当紧缩供地规模有利于抑衰退、稳增长。

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而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当前,在对非首都功能为何疏解、何为疏解、可以有何疏解等基本问题的判断趋向明晰、共识渐成之后,关于如何积极有序稳妥地推进疏解、疏解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把握疏解与稳增长的关系等关键问题,在认识和实践层面还需进一步深化。

首都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

城市功能变迁与产业演替密切相关，中国特大城市的功能转型均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腾笼换鸟”的深度调整。改革开放后，我国超大城市产业布局演变历经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外围产业集聚区规模迅速扩大，以1992年之后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2004年之后，城市产业空间的大规模开发时期基本结束，代之以中心城区“退二进三”“选择性”更新优化功能布局。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促进了城市整体功能转型，产业空间分异也急剧推升了城市发展成本。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在第二阶段转型发展进入瓶颈期、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各种复杂交错的城市问题的关口提出的。

城乡统筹视野下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协调与模式优化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征地制度改革等政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涉及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土地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北京城市郊区居民点整理模式多数都以"农民上楼"为特征。在对其特征、存在问题及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出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居民点整理后增值利益分配机制与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而对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协调及其格局优化进行探讨,并探索北京市城乡结合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途径和改革取向。

资本结构对PPP项目价值稳定性的影响——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资本结构是PPP项目价值实现的起点,也是PPP项目价值稳定性的根本所在。以资本运作和价值系统稳定性为切入点,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PPP项目资本结构与价值稳定性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关系模型,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PPP项目价值主体协同是动力和行为的结合,是资本结构形成的基础;PPP项目股本和债务资金协同创造价值;资本结构借助于现金流量影响价值稳定性,价值稳定性通过主体行为控制调整资本结构,构成了关系的作用路径;价值稳定性随着项目债权比例和政府方股权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资本、劳动力、土地配置的结构效率分析

文本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大物质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构问题出发,利用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数据,探讨了三大物质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首次提出局部生产要素结构性错配的概念,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其推广函数的梯度定义局部资源错配度,进而对生产要素的总体错配程度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放在一个框架内进行测算,比较其对宏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判断三大物质要素配置结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相关效率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效应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改革的基本任务。从改革40年侧重点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定位、改革的基本内容等方面进行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着长期的效应,对未来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成功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重要作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长期与短期三个关系,抓住行政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财政金融体制和基础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四个重点。

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绿色金融的本质旨在用金融工具解决经济发展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激励低碳环保的经济行为。国内外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理论研究各有千秋,然而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其问题的特殊性,必须结合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景,才能提出配置绿色金融资源的有效对策及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韧性的策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将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及经济体制等一体建设、一体推进。经济体系的韧性是经济体系受到外界冲击以后,自身具有的稳定性、适应性及创新转型的动态调整能力。因此,增强经济体系的韧性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保障。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表现出一定的韧性特征,但也面临产业体系韧性不足、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收入分配体系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绿色经济发展面临转型阵痛、对外开放面临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等问题。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要求,应聚焦完善经济体制、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区域协调等稳定措施,以及优化升级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适应措施,通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等创新转型手段,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韧性。

扩大升级信息消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为3.24万亿元,同比增长6%。信息消费具有成长性高、发展韧性强、创新活跃、关联效应突出等显著优势,在促民生、强产业、稳经济等方面,持续发挥着压舱石和倍增器作用,成为带动消费升级、拉动内需扩容、推动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力量。

因地、因势、因业施策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就有序复工复产提出8点要求。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当前,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紧迫任务,也是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因地、因势、因业推动复工复产,就是要分区、分时、分类精准施策,政府与市场相互补位,形成合力,最终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