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研究——基于台州市星村的社会学考察

本土化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后,其生活水平、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具有新的特征。自身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乃至对社会都有显著的影响。

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一个近郊村的城市化探索——以台州市F村为例

近郊村是城市化所伴生的一种社会存在,处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边缘性。对于该类型村庄如何发展,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划。个案村F村是一个典型的近郊村,它以一系列自主性行动来应对城市化大潮的挑战,其村庄物业化、村庄企业化、福利的村庄依赖性、村庄管理的自主性等实践为近郊村城市化积累了宝贵的"自发性经验"。这一过程充满了理性与非理性、主动与被动、自主选择与政府规制等因素,而F村在冲突与博弈中不断探索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对F村来说,处理好村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主动地适应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农村单向度地融入城市,走一条"乡土型城市化"的道路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党的基层选举和民主政治——以浙江省台州市农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为例

党的农村基层选举,是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公推直选"是党内基层选举方式的一个创新。近十年来,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逐步发展并被广泛采用,其价值不言而喻:产生方式的改善;选举范式的发展;民主模式的突破;监督形式的优化,但也存在着发展的困顿,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突破。W镇的选举试水,对于传统"公推直选",无论是外延和内涵都有新的拓展和提升,民众测评,扩大了党组织的群众基础;竞争性选举,真正体现了民主的本质,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达到良性互动。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边缘化与边缘效应:概念解读及其行为方式——近郊村落城市化的社会学思考

近郊村落处于城市与乡村两大系统的交接地带,随着城市的空间扩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呈现出一系列边缘化特征:社会政策的边缘性、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村庄发展的过渡性、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处于城市化过程的近郊村落正面临着城乡两种社会因子的交集,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效应"。既为近郊村提供了发展条件、机遇和自主行动的空间,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缓冲带,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近郊村落的"边缘化"现象,合理利用其"边缘效应",妥善处理政府、市场与村庄的关系,实现城乡"融合"而非农村单向度地融入城市,走"乡土型城市化"道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新选择。

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研究

城镇化剧烈冲击着乡土社会,给其带来农村社会的碎片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民俗规约传承的断裂化、农村乡土认同的消解化、村落共同体的零散化等影响,但也不可否认,乡土传统依然能为推动新型城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乡土传统有助于化解现代性危机、为农村城镇化提供内生动力、改进城镇化发展方式、重塑村民社区认同、保持城镇地域特色等,而"乡土型城镇化"能为两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一种特色化的发展模式。

村级民主监督机制的有序化研究——基于浙江省若干典型样本的分析

村级民主监督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层民主的新的增长点。如今各地的村级民主监督实践非常普遍和活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制度与实践的偏离。破解的关键在于要培育各方监督力量,在确保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打造一个多元耦合的立体化村务监督体系,使其功能实现"1+1>2"的效果。

新型城镇化中近郊村落的非常规行动逻辑

新型城镇化突出了农村的主体地位,因此概括、解释农村在城镇化中表现出的行动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非常规行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框架,近郊村因为其特殊性而成为我们的考察对象。近郊村在边缘化、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做出了一系列规范的及失范的非常规行动,这些非常规行动具有非预测性和不确定性、自主性、个案性、粗放性、普遍性和常规性等特征,而规范的非常规行动有助于推动城镇化的改革与创新,并增加近郊村应对城镇化的资本。

从缺失到回归:新中国成立以来乡贤文化变迁与制度考察--以浙东Y市为例

乡贤文化根植于乡村,服务于乡村,成长于乡村,是乡村治理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抓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乡贤文化及其相关制度变迁的历时性考察,探究其"从缺失到回归"的内在变迁逻辑,从中解读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思路。从基层的微观视角入手,以Y市为例,对乡贤文化的弘扬以及乡贤文化的回归做出有益的探索与思考,从过去回顾中总结提炼、在当下叙事中考察分析,并对未来建设进行展望并给予建议。

农民上访的行动逻辑和政府行为选择——善治语境下的农民上访消解研究

当前农民上访的形势非常严峻,有时政府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真正体现善治所具备的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参与等品质,修订不合理的制度,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创新信访制度,从源头和过程消解农民的上访。

旧村改造破解城乡一体化难题——“鄞州模式”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前我国社会亟待解决而又颇为棘手的重大课题。宁波市鄞州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坚持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城乡联动、软硬配套的村庄整治建设,新农村建设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但也面临一些如新社区基层组织不健全、农民身份转变困难、管理模式选择等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