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族习惯法规范效力的悖论——以罪刑法定原则的自我限制为视角

少数民族习惯法对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刑事司法领域,民族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现有调和这种冲突的理论进路,存在诸多缺陷,难以解决民族习惯法规范效力的悖论。合理的进路是,在坚持现代刑事法治基本要求基础上,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对民族习惯法进行遴选,对其中符合一定条件的习惯法,用两步走的方式赋予其成文法源的地位。第一步,形成稳定的司法策略;第二步,变通刑事立法。这就要求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自我限制。

美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内涵辨正及其启示

由于和大陆法系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我国刑法学界对美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研究相对欠缺。美国罪刑法定的基本框架应当包括禁止事后法、宽宥原则、明确性原则三个主要部分。罪刑法定在美国同样是舶来品,其在司法实践中与美国本土司法资源的结合模式,即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方式,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采取"识别—突破—回归"的三步走路径,可以有效地解决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适用的难题。这就要求突破传统的价值绝对主义的罪刑法定观念,探索一条超越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进路,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工具化改造。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研究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已经成为普遍的共同愿景,天津市社区党建工作也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新时期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面临更艰巨的挑战,需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目前天津市社区党建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人员岗位配置与工作任务不相适应,经费制约较为严重,一些新旧小区社区党建工作开展不平衡,部分党员参与意识较差,共建共享机制尚未完善成熟等问题。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必须推进街道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和居民自治机制,实现党组织在社区中的全覆盖,加强社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服务居民群众工作能力,抓好社区党建基础建设和组织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