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地方实践与成效评价——以广东为个案的研究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次捍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战略抉择。作为国家抵御危机的前沿阵地,广东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央部署,广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国投破产案"和"粤海重组案",较为稳妥地整治各类金融机构,实施积极的外向带动战略。总体上看,广东及时遏制了金融风险的蔓延,保持了外向型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为国家抵御金融风险提供了一个地方实践的范本。

2003年以来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述评

距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已经过去20多年，经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和理论沉淀，国内学术界对于它的研究也日益成熟，渐成规模。以2002年为界，如果前一个11年（1992年至2002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后一个11年（2003年至今）则属于进一步夯实这个基础的阶段。本文以2003年来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著述（主要是论文）为分析蓝本，对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南方谈话研究的相关情况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此课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权威正史中的“新时期”与“新时代”——基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三、四册)文本分析

作为一部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通史性权威正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为遵循,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最新成果,对“新时期”“新时代”党史的历史分期、规范性表述等问题,从正史叙述的角度给予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坚持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凸显了“新时期”党史叙述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初步确立起了“新时代”党史叙述的基本框架。

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历史经验的三维度观察

广东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经验,大体可从创办广东经济特区“人”的因素、经济特区自身以及建设规律与发展方向、经济特区制度创新成果三个维度予以考量:一是经济特区必须具备开拓性思维、敢为人先胆略和不怕担风险扛责任的强有力的决策群体和执行群体,善于学人所长和避己所短,善于变通和下好“另手棋”;二是经济特区必须不断跟进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沿做好规划和目标安排,着力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和制定务实的政策措施,立足于兴办实业和全球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引进、消化、示范、扎根;三是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经济体系为主要参考系来改革和制订有关经济制度及规则,积极建立适应新要求的人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确保权力下放和市场主体自主权,必须把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调整和改进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方式、党的活动方式。

央地互动视角下江泽民与广东改革开放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江泽民具体负责中央对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落实,参与经济特区创建,直接指导广东“先走一步”实施。在这一过程中,他既是中央决策的落实者和协调者,也是决策成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江泽民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高度,继续关心指导广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广东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地方富有成效的实践探索,促成重大理论创新,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江泽民以不同身份参与其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精彩互动。

广东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

红色旅游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和经济效益的特殊旅游商品,它的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广东拥有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源的开发与其自身的丰富程度并不相称。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必须统筹规划,从深度、广度、精度、适度四个方面入手,唯有如此,广东才能更上一层楼,实现从红色旅游资源大省向红色旅游资源强省的转变。

中共七大与党内民主

中共七大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光辉典范,它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党内民主兴,党就兴;党内民主衰,党就衰。在这次会议上,党的民主理论得以科学总结,党的民主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得以具体实践。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构筑和谐广东 建设幸福南粤——十六大以来广东社会建设简述

十六大以后,广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先后提出构建和谐广东和幸福广东的总体目标。经过十年的发展,广东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成绩斐然,其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弊端正逐步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加工贸易政策的演进

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驱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加工贸易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从诞生之日起其政策就不断进行调整。其中,广东的加工贸易政策就经历了"扶持—限制—鼓励"的变化过程。在加工贸易政策的演进过程中,广东既为中央出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又积极地向中央争取到了地区优惠政策。中央与地方始终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成为广东加工贸易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与广东“先走一步”的开启

改革开放启动前后,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工作多次作出指示,寄望两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条件,为全国打开局面。作为回应,两省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如何促进发展的举措。最终,党中央形成了让两省“先走一步”的决策,制定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赋予两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

中共广东组织和人民群众推动、支援北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运动历史最辉煌的篇章。这场战争从广东革命根据地出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席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共广东组织审时度势，不遗余力地推动北伐，广东人民对北伐给予了大力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情感到自觉:习仲勋群众观点的历史演进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他的一生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漫长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被毛泽东称赞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群众观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以丰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一步拓展和成熟。随着所处历史时期、历史方位以及自身政治地位、领导岗位的变化,习仲勋群众观点实现从朴素情感共鸣到理论化系统化的提升,在实践和理论上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试述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粤港关系

对于粤港关系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转折的时间节点。借助香港在内的各方面的经验和力量,推动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外开放迅速启动,是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广东因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与香港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粤港政府间的互访交流、经济领域的探索合作、社会文化领域的来往沟通成为这一时期粤港关系的主基调。双方关系的密切发展,不仅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进程,也对促进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粤港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

基于历史地缘和社会文化的渊源,粤港两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成为内地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粤港关系由此进入一个全新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际局势、国内环境的变化,粤港经济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集中体现在投资、贸易、金融、工业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尽管粤港经济合作日趋紧密并取得了很多成绩,带来了两地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但也经历了迂回、困境,遭遇了质疑与否定,艰难曲折的改革实践呈现了粤港经济合作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创建决策始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版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断递进式推开。从东南部沿海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东北振兴、中部崛起,40年间,我国涌现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京津冀、成渝、海西等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

广东先走一步决策的演进——从[1979]50号文件到[1981]27号文件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议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到中央决策。先走一步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广东因为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

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至抗战前期,叶剑英先后以中共军队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等军队及党内身份在国统区从事军事联络和统战工作。期间,他利用军事专长在国统区发表军事评论和演讲,鼓舞民众士气;与国民党军方进行军事互动,维护两党、两军合作抗战的大局;加强和爱国将领联系,开展军界上层统战工作;广泛交界各界朋友,向全社会宣扬中共军队抗战的事迹,为中共的敌后抗战争取广泛的民众支持。

陈云在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探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最初一般都表达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陈云一贯倡导支持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经济特区的创建。经济特区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事物,陈云的思想也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改变。陈云对经济特区的态度经历了谨慎支持、总结经验到公开赞成的逐渐变化的过程。陈云的思想变化过程蕴涵了改革开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启示。

倡导解放思想与坚守改革开放的任仲夷

从1976年11月起到1985年7月，任仲夷在一北一南的辽宁、广东主政长达9年，坚持思想解放，坚守改革开放，他虽未曾担任过国家级领导职务，却无可争议地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家，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