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选址行为空间演化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力量,关注其选址行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获得工信部认定的广东152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Arc GIS软件对其选址行为空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解析其选址行为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选址的空间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主要集聚于深圳、东莞、广州等工业基础较好、制造业水平较高的城市。研究期内,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空间选址的集聚区域和集聚形态均发生一定变化。广州、深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强度有所提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聚强度逐渐下降,中密度区逐渐消失。标准差椭圆扁率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标准差椭圆重心在“深圳-东莞”沿线活动,并有向广州方向偏移的趋势。广东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选址行为受多种驱动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数量、数字基建、科研投入、创新水平以及政商关系健康指数等因素解释力较强。根据上述研究,应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加强“创新-资金-人才”政策保障及推动数字转型升级,以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探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节约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西方经济学关于节约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普遍性、抽象性、定量性。西方经济学开宗明义的一个概念当属"稀缺",认为经济就是稀缺的表现;当没有稀缺,一切都成为供给充足的自由物品时,就没有经济可言了。可见,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地位和意义非同一般。

一本研究节约问题的创新力作——评《新节约经济学》

由黄铁苗教授与青年学者孙宝强合著的《新节约经济学》一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集中了中华民族和人类古今中外的节约理论精髓，紧密结合了我国和世界资源短缺及浪费严重的实际，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无论对于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还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书有以下四个重要特点.

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及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习近平数字经济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进行梳理,归纳出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认识观、时代意义观、人民福祉观、战略部署观:基础认识观从新要素、新基础、新动能、新空间、新文明、新治理六个方面准确阐释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时代意义观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三方面明确了数字经济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价值;人民福祉观体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明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依靠力量;战略部署观展示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应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支撑体系、治理体系进行全方位布局。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探讨扶贫开发的制度供给逻辑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扶贫开发工作正在稳步进行。从贫困的制度性根源出发,可以将扶贫开发历程视为一种制度变迁。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偏重于从需求角度研究制度变迁,研究制度供给在我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制度变迁供给历程及其成果,揭示出扶贫开发制度变迁的现实逻辑和实行精准扶贫的内在必然性。精准扶贫弥补了以往扶贫制度供给中的诸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度缺陷,这必然需要进一步优化精准扶贫制度供给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经济损失测算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市为样本,选取2011-2020年相关数据,基于多维测度指标,对大湾区11市及大湾区全区水污染的工业经济损失、农业经济损失、市政经济损失以及人体健康经济损失进行了测算,并测算了大湾区水污染总体经济损失。

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脱贫攻坚战胜利的理论分析

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脱贫攻坚的提出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要求,脱贫攻坚的过程是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外在表现,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必然结果。虽然取得全面胜利,防止将来大规模返贫任务依然严峻。

以“一带一路”广化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

"一带一路"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走向内外开放再平衡的重要战略,也是现阶段广东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平台。广东参与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具备良好的历史渊源、区位条件和产业优势,以及巨大的开放引领作用和经贸合作潜力,广东也最早从省级层面制定方案全方位对接并落实这个大战略。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开放载体和连接桥梁,广东既能广化当前开放型经济的新空间,拓展与东盟、俄罗斯、中亚、南亚、中东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增长点;更能深化广东开放型经济的新内涵,优化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投资促进和市场融合,利用两种自贸区、企业"走出去"和人文联络等内外部条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广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分析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以这个系统的指标体系分析广东的情况,即发现广东人与自然关系存在诸多不和谐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多为粗放型,且人口基数大。

支柱型区域与中国经济增长

近20多年以来,中国各省份占国民经济增长的比重存在“7·50”现象。即无论外部环境及内部结构怎么变化,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7位的7个省份总是可以支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共同扮演着中国经济增长支柱的角色。据此提出支柱型区域概念,即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大,共同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且占全国GDP比重合计达到一半左右的一组区域。为更好发挥支柱型区域稳定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采取以下策略:给予支柱型区域必要的政策支持,大力支持支柱型区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引导支柱型区域用好区域重大战略机遇,鼓励支柱型区域大胆探索复苏经济的有效办法。

关于发展壮大广东县域经济的思考

本文阐述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意义 ,剖析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广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对策。

广东“四小虎”经济腾飞透视

顺德、中山、东莞、南海被海内外舆沦誉为南粤“四小虎”,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四小虎”的社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四个指标,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或超过20％;1991年,四市的工农业总产值均在100亿元以上,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较,翻了三番、四番,其发展速度不仅远高于全国以至广东全省同期发展水平,而且大大超过亚洲“四小龙”

新发展格局下“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分析

“一核一带一区”作为区域发展类型中的一种特殊组合,是为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尝试。本文通过构建“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2015-2020年“一核一带一区”及其内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梯度特征显著。此外,“一核”“一带”“一区”的21个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各自区域内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三种类型。因此,全面深入推动“一核一带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因地制宜施策,积极探索差异化的错位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区域战略的协同综合效应。

广东省21市科技创新效率测评研究

本文通过运用DEA-Malquist方法对广东省21市与四大区域2015-2017年科技创新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第一,2015-2017年间较2015-2016年间TFP升少降多,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不升反降;第二,2015-2017年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小于1的城市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技术衰退(河源、汕尾、茂名),一类为规模不经济(广州、珠海、佛山、梅州、惠州),一类为管理、组织方式滞后与规模不经济(韶关、肇庆),从技术进步上看,大多数城市呈现技术进步趋势,少数城市呈现技术衰退,从规模效率上看,大部分城市呈现规模不经济趋势;第三,科技创新效率存在区域联合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经营管理与组织变革也有所提升,存在聚集效应,且为正溢出效应,但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

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多维指标的贡献度分析

基于27篇重要文献筛选出企业特征、治理特征、地区特征3个维度的18项变量,采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最为关键的5个因素依次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专利存量;企业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企业规模、年龄和专利存量,治理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拥有IT背景高管,地区特征维度的关键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数字化水平较低企业受企业年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数字化水平较高企业受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非高新技术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更大,高新技术企业受市场化水平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目光长远企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管理者短视主义企业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受市场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受企业规模和年龄的影响更大;中心区企业受企业年龄的影响更大,非中心区企业受数字基础设施和专利存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应放在助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中小及新建企业、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创新等方面。

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80～2004——基于面板数据的MalmquistDEA

本文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估算出1980年至2004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分析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论财政支农方式改革——兼论对广东财政支农方式改革的建议

财政支农资金是农村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如何开发和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发动器"功能和对农村资本形成的宏观调控作用,则有赖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方式的改革。应将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融合,利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金融信贷实行价格支持、税收支持和风险转嫁补偿等等,促进社会金融资金投放于"三农"领域。

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

人口老龄化不但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将人口老龄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劳动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劳动所得税累进性和增加公共投资)有效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延迟退休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扩大了政府支出和政府公共投资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降低了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产出、消费、就业的促进效应,也强化了其对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提升效应;延迟退休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与财政政策工具相比,延迟退休引致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较小。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稳定宏观经济和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考虑,延迟退休是一个较优的政策选择。

政府支出的构成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政府支出对于一国经济波动具有显著性影响。基于我国的现实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证实:(1)生产性政府支出与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于总产出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并且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2)无论是政府生产性支出还是消费性支出,其对于不同部门的产出均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冲击效应具有部门依存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与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多部门经济NK-DSGE模型,考察了政府支出冲击的不同构成成分对于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贝叶斯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经验证据,并且模型主要变量的周期性特征与现实数据较为接近。在此基础上,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指出,相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使用支出政策熨平经济波动时,政府需依据现实经济情况及时调整政府支出的构成。

金融冲击、企业生存状况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已有的NKMP-DSGE模型将企业数量看做固定的常数,这与现实经济中企业进入和退出不断发生的事实不符。本文基于包含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金融冲击NKMP-DSGE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显著支持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模型比较的结果表明,未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在低估正向的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作用的同时,还夸大了其对于通胀上升的效应。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中国产出波动的最主要推动力,金融冲击则次之,但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向的总需求冲击是导致中国产出下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贝叶斯模型选择检验的结果表明,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相对较好地刻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