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前后的毛泽东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梳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活动轨迹和思想认识的变化,会发现他与中共三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参与了“三大”会议筹备工作;因出色的工作成绩、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以及得到陈独秀、马林的“赏识”等,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层;负责起草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后积极贯彻中共三大精神。

从阴阳五行说看道教宇宙生成观及其生态意义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道教创造性地借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宇宙万事万物的生成模式,阴阳五行学说对道教"道生万物"的生成模式的解释具有重要生态伦理意蕴。

经济启动与结构调整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看，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兴衰。目前，我国经济要走出萧条，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尤其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去调节供给结构的关系。

调整工业经济结构 提高竞争力

一、柳州市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一)原有的工业结构不适应消费转型的需求.柳州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占广西工业的四分之一强.已经初步建立了汽车、冶金、机械、纺织、医药、日用化工、建材等30多个行业,约4000多个工业品种的工业体系.一是工业内部结构表现为以生产资料为主要特征.从生产、消费社会再生产过程看,重化工业自我配套、循环服务的比重大,特征较明显,65.08%的工业产值是为重工业内部循环服务的.

论国有企业非专利技术的流失

界定非专利技术内涵，剖析我国国有企业非专利技术及其人格载体（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形式，指出遏制国有企业非专利技术流失的对策在于：１．以法律形式明确非专利技术的权力归属；２．需要从全社会、政府行为、企业管理、市场规范。

能力贫困治理与民族地区农村人的全面发展探讨

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从能力贫困的视角对贫困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为新时期我国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前,我国的贫困治理问题呈现出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老、少、边、穷"地区,而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贫困则呈现出能力贫困大于物质贫困的新特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存在着健康生存能力、社会认知能力、经济发展能力、文化教育能力等多维贫困问题。因而,应构建多元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能力贫困治理体系,建设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机制,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贫困治理意识和能力,完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能力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强化“裁判员”身份 弱化“教练员”身份——对当前政府行为的探讨

回顾入世近一年来的情况,中国政府认真履行了入世承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政策透明度的提高等.这既是入世的需要,也是政府改革的需要,更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源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政府是经济运行的"万能中心"的观点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因此,改变政府行为机制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

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标准” 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指南,要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三个标准"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

利率市场化问题探析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及其功能利率市场化就是要建立起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具体地说,就是将中央银行用计划手段确定的利率转变为由金融机构自身依据其资金余缺状况、边际成本、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银企合作关系以及风险程度等因素而确定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率管理的程度正在不断地松动,这标志着利率市场化己成为必然趋势,而且资金价格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宏观调控、自我约束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宣传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几点思考

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是宣传系统党员干部增长知识才干、提高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才能引导宣传系统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终身学习、全程学习、创新学习和团队学习的理念.

文化入世:承诺、机遇与挑战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光彩夺目的前景.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且,全球化的浪潮也已将文化产业席卷入内,欧美各国不断拆除传媒、信息业的行业关税壁垒,成就了不少文化产业的跨国大公司,而他们早就对中国广大、富有潜力的文化市场虎视眈眈了.中国加入WTO,会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科学发展观与文化力塑造

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力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核心竞争力。正如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所言，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影响。

为何反“左”出右、反右出“左”?

我党在七十年的领导工作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全党注意,这就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后出现右的错误倾向,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后又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后来却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反对了这些“左”倾错误后,抗日战争初期又出现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57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后来却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判了“左”的错误,但在1986年和1989年却出现了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什么会反“左”出右、反右出“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