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民间资金为城市生态“微循环”服务的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城市生态微循环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利用民间资金重建和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微循环系统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民间资金为城市生态“微循环”服务价值的探讨，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大数据时代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研究——以杭州为例

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管理服务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同时也为创新政府管理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国内外纷纷加强"智慧城市"、"智慧服务"建设,促进政府管理服务转轨升级。但还存在理念革新与动力机制不足、综合性平台层次较低、基础数据库整合不够、政府管理服务方式老旧、协同共治机制欠缺等问题。需要通过转换治理理念、提供基础技术支撑、推进"智慧整合"、提供个性化和精准化服务、扩大社会参与和自助服务来加以完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层数字治理的转型研究--基于杭州抗疫实践分析

大数据新兴技术与治理理论结合,触发国内外社会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型。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全国各地数字治理的创新步伐,杭州等数字经济先发地区快速推出了"大数据+网格化""小程序+行政服务""健康码"等做法,探索基层数字治理新经验,有效保障控疫情、促发展"两手""两战"。但是应急状态下的基层数字治理转型,也暴露出数据局限、体制障碍、法治缺失和伦理困境等难点问题。下一阶段,各地需要转"危"为"机",通过全面推动数字社工、数字政府、数字公民、数字平台和数字环境等领域改革创新,确保基层数字治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治、善治、法治和文明之治。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创新实践为样本

智慧养老是互联网时代养老方式的改革创新,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实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和精准化供给的典型范例。文章以杭州为例,对智慧居家养老发展现状进行梳理,重点聚焦这一创新过程中各层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各主体之间的整体性治理不足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提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即"一个信息网络、一套服务标准、一条政府兜底底线、一张多功能信息卡、一个高效市场、一支帮扶队伍",并通过"大数据平台融通、线上线下互动、供需对接、服务无缝链接、社会组织协作、科技协同创新"等具体对策分析这一框架的实现路径。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逻辑及理论蕴涵:杭州实践的回顾

政府绩效管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国家治理有效性和科学性的重要手段。持续活跃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创新为地方治理的本土化理论探索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对话的肥沃土壤。发展20多年未曾中断,并且依然处于可持续状态的杭州市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在政府回应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绩效管理推进机制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提供了进一步理论研究的空间。

迈向“增值式”:营商环境优化视角下政务服务改革新趋向基于H市B区的考察

政务服务是企业需求度最旺、体验感最强、感受度最高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评估新理念、政务服务改革新指引、企业现实发展新需要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新导向对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新要求,政务服务因之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增值式”政务服务新趋向正是理念适配、政策牵引、需求驱动和创新导向等四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H市B区探索“增值式”政务服务改革,通过主动式服务、全方位服务、集成式服务、平台式服务和数字化服务,为企业提供精简高效、周到细致、舒心暖心、快捷精准、顺畅通达的服务,促进该区政务服务环境优化提升。实践表明,构建“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强化系统集成、数字赋能、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实现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强化功能、赋能发展,是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方式。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从平台建设、政策供给、系统集成、要素保障、数字赋能、法治支撑等方面推进“增值式”政务服务,是政务服务改革新的现实路径。

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为例

以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智治”,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之一。文章结合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的实践案例,从“结构-功能-机制”三个维度建构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理论体系,剖析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两种机制——赋能机制与增权机制,并以此为基础,从体制保障、资源整合、机制完善、技术支撑等方面提出以数字化重塑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体制障碍抑或激励缺失: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的阻滞因素及其消解

利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正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在大数据运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实现大数据共享,加强部门协同是近期面临的难题之一。从体制、技术、理念、管理等方面揭示大数据共享存在的阻滞因素,并从本位主义、路径依赖、动力缺失、风险规避等方面分析造成共享困境的原因,进而提出理念转型、完善法规、整合平台、考核问责等促进公共服务大数据共享的对策。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视野下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亟待学界对其进行理论阐释,并用以指导实践。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体系现代化。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融合"结构-主体"二元视角,主张从不同层次的结构要素出发考察社会结构,这为我们理解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构建提供重要启发。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包括横向的系统结构和纵向的层次结构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在整个体系中,"人"是核心要素。结合社会结构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要遵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三重维度,朝着"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迈进.

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创新动因及运行机制——以H市三个街道实践为例

城市基层数字治理创新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和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对治理创新的动因考察和机制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这些创新背后的逻辑。与地方治理创新和基层治理创新相类似,城市基层数字治理创新均受到政治动因和社会动因的双重驱动,是环境倒逼与主动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动因在此表现得比较突出,而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在此影响甚微。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运行机制脱离了宏观视角,更多体现了具有实操性和可感性的机制,民意感知、内外协同、快速反馈、政民互动等机制是基层数字治理最有效的几种运行机制。

“网络暴力”的风险特性及其治理之道

当前人们对"网络暴力"内涵的解析虽已逐渐由"暴力信息论"向"暴力行为论"转变,但没有深刻揭示它基于网上网下的群体交互行动而具有的风险特性,即行为事件的突发性、实施主体的模糊性、演化过程的难控性、表现形式的舆论性、行为后果的实在性和不确定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暴力治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治理。其治理之道,应在于确立"多元合作,共担风险"的理念,积极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网民群体等多方力量的介入、互动和合作,从而构造一个"党政主导、法治保障、技术支撑、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风险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流动为主的中国"乡—城"迁移一直持续至今,与之相对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乡城移民及其城市融入问题的追踪研究。在社会空间和归属感两级框架主导下,学界就中国"乡—城"迁移模式及代际差异演变基本达成共识,即,模式上从"单枪匹马"转变为"链式迁移"、代际上从"返乡务农"进入到"留城发展"的新阶段。受制于迁移前群体特质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的双重影响,学界集中从二元分割的宏观制度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观路径这两大方向提出完善策略。国内外相关成果为理解和化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城"迁移及其城市融入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尚存拓展空间,具体表现在:一应从跨越农村空间、永久定居城市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来重新界定中国新生代"乡—城"移民;二应更关注"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的非结构性"弱"排斥;三应推进未来"乡—城"移民城市融入中横向社会化机制的突破。

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及其功能效应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具有特殊的内涵、定位和运行机理。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是社会治理的主心骨。以党建引领构成的基层治理基本框架呈现出“一核多元”模式,党建引领为基层治理提供方向性把握、政治性引领、政策性解释宣传和责任性使命担当的同时,还要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促进传统的单一治理转向多方参与的协同共治;不断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整合、制度保障和价值整合等功能效应,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共识。

数字平台驱动的政府治理创新——基于贵州“云网平台”的考察

数字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技术赋权、资源驱动促进政府治理创新。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数字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通过对贵州“云网平台”的案例考察发现,数字平台不仅驱动了政府治理理念更新,形成整体治理、共享开放、协同共治、全周期治理等新理念;同时,数字平台通过资源整合、信息交互、快速迭代、时空突破、创新驱动等多重机制赋能政府治理,促进政府治理向集约化、协同化、敏捷化、全时空化、平台化转型,推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多元舆论场中党的舆情调控与引导

伴随着网络技术与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当前舆论场中多元与差异的特征日趋明显;通过对当下多元舆论场的内涵、形成机制、演进轨迹和语境特征分析,指出在多元舆论场中群体意识下的赋权行动,很容易导致一种"非理性繁荣"。为科学有效地调控与引导多元舆论场舆情的"非理性繁荣",要进一步完善舆论场中舆情的输入与输出循环系统,注重舆情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与"溢散效果",拓展与提升不同舆论场域的交集力,积极构建党的现代舆论传播体系,以提升党的新闻传播治理能力。

国外问责研究的基本问题及理论发展

问责(accountability)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和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在治理变革背景下存在诸多争论。由于其视不同情境而定,很多学者自行定义其含义,相关学术文献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而问责实施面临多元的问责路径和机制,如何发挥问责体系的积极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治理背景下问责理论有很大的发展需求,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问责研究的理论框架,突破现有研究方法,寻求交叠冲突的问责路径解决之道。

平台式参与和便捷式互动:公民网络参与的双重变奏——新加坡网上政民互动的演进及启示

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促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率先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新加坡的网上政民互动经历了平台式参与和便捷式互动的发展阶段,拓展了网络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了网络参与的效率和效果,引领着网络参与和电子治理的新方向。新加坡网上政民互动实践不仅契合了公民需求的新变化,反映了网络参与的新趋势,而且彰显出数字政府的新特征,促进了网络参与有效性与有序性的有机结合,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以及网络民主推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促进网络民主新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参与平台,探索基层网络参与新机制,充分发挥新媒介功能,加强网络参与的规范性管理。

叠合性: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空间格局及其社会效应——基于浙江9个近郊村的实地调查

近郊村落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空间形态。由于城镇化环境和主体的差异,近郊村落存在多种类型,并在空间格局上均呈现出"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城乡叠合景象。从浙江9个近郊村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这种独特的边缘化图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介于城乡的地理区位与生活环境、碎片化的村域空间与居民聚落以及多元混杂的社区格局与人居环境。通过深度描摹这一叠合特性并理性分析其社会效应,我们可以肯定,当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确立城乡一体的发展取向、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务实理性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