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城乡差距依然较大,主要体现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人才缺乏,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薄弱。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改进措施和对策: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及创新财政投入机制,制定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法规条例,拓展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方式,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欧美公共行政学界分化现象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公共行政学界共同构建了归属于工具理性谱系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20世纪中期,两者开始出现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20世纪后期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两者在21世纪初分化。从欧美公共行政理论的总体发展历程来看,归属于价值理性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逐渐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成长并最终与归属于工具理性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归属于工具理性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一直在欧洲公共行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归属于不同谱系的公共行政理论在不断相互融合,这是公共行政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向。研究欧美公共行政学界分化现象,能够从中寻获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界的启示。

党校主班次教学中案例教学法需再定位

近几年来,案例教学法似一股热潮在我国众多培训机构乃至高校涌动。作为党的领导干部重要培训和轮训基地的各级党校,在这股热潮之中,该如何对其进行战略定位事关重大。一些党校在主班次教学中对案例教学法有乐观定位、悲观定位与模糊定位等几种错误定位现象。对党校主班次教学中案例教学法再定位十分重要与紧迫,必须结合党校办学宗旨、学员特点、学科特点、不同班次的不同培训需求等进行合理定位。

工具与价值的转换和公共行政的转折

“理性”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包含了追求最大功利的工具理性与坚守纯粹信仰的价值理性两个基本方面,这两者的对立融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也造就了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历程的秩序之道。我们可以借助此概念理解公共行政的转折,透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通过重申两者对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意义,探析新时代技术视角下公共行政新领域——智慧政务在两者中运行的内在机理,进而促进公共行政的深化发展。

试析行政管理的价值中立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行政方式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实践中行政对效率的追求往往同民众意志相冲突,这一点正源于行政中遵循的价值中立。文章主要探讨了行政中价值中立的来源及其反思,认为效率原则下的价值中立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同时在对行政中价值中立问题的解决方面,希望可以对部分学者的方法进行完善。文章同时探讨了中国背景下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和及其重要运用方面官僚制,认为在其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照搬西方的做法,将价值中立与官僚制摈弃,不利于中国当前的行政发展。

韦伯权威理论视域下的领导与管理关系辨析

对于领导与管理的关系的辨析是整个领导学研究的起点,也关乎领导学的发展与走向,在领导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之前领导与管理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之前的研究普遍存在着研究视角单一,多为描述性研究,缺少对于描述的分析的问题。故笔者基于韦伯权威理论这一视角下,从领导与管理活动的起点重新辨析二者关系得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在于其施加的不同权威基础,并根据实际中的情况得出领导外延大于管理的结论,建议强化领导学研究的价值因素,呼吁价值型领导。

政策议程研究的代表理论及其评析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的质疑和批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摈弃那种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认为在区分事实——价值的基础上依靠理性选择就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决策结果的片面认识,继而选择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研究道路。由于受行为主义思潮影响,研究者陆续将视角从抽象描述转移到实证分析上来,一改过去那种演绎式的理论建构思路,更多地偏向于运用定量化的方法对政策过程特定阶段上的具体问题进行归纳式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强大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受此影响,政策议程研究也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理论模型的梳理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探索体现我国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一般规律的分析框架。

破解信访问责难题的一种有效方式——论构建橄榄型信访结构

橄榄型信访结构是指解决某地重大难缠信访问题的数量以省辖市信访机构为中心向上下两级信访机构逐级递减的信访机构构建模式。它紧扣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与利益救济的特点,彰显国家与省级信访机构的宏观监控职能,强化并突出省辖市信访机构在处理地方重大难缠的信访问题上的地位,既可以有效地解决信访问题,维护民众利益,又可以避免现行中央与地方"头重脚轻"的信访机构引发大量的越级访与进京访现象,避免地方权责不一致难以问责的现象,避免乡镇政府与县政府的"信访事件的制造者"与"信访事件的解决者"的双重角色的弊端。

互联网+全科政务服务模式的苏省个案

地方政务中心建设存在中心规模"贪大求全"、中心纵向布局"头重脚轻"、窗口行政效能"冷热不均"与虚拟大厅快速发展的负效应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南京市栖霞区探索的互联网+全科政务服务模式是对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组织结构的变革与重塑,是一种便民、高效的无缝化管理模式。它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包容性、集成性、协同性,适合地方政务服务中心与便民中心窗口的组织结构设计,尤其是乡镇或街道便民中心窗口的设计。它既能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又能有效化解一系列棘手问题,并能从组织结构上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快速发展消除体制上的障碍,实现实体中心与虚拟中心的无缝对接。

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力”:新型合作组织的坚强支柱——基于安徽省临泉县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调查

基层党支部在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支柱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其"组织力"因素来实现的。通过对有基层党支部参与的安徽省临泉县两个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调查和分析,阐明了基层党支部的结构力、经济力、导引力和凝聚力等"组织力"因素的具体表现。

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与传导机制优化

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网络民意、输入途径、政治系统的分析框架。我国网络民意的政策输入需要疏浚制度化的通道,充分发挥党和政府之以及第三部门和网络精英的引导作用,完善政治系统内部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

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主体分析

在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中政治领袖依靠其法定权威和个人影响力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利益集团则凭借其专业优势和利益整合能力,通过持续而有力的参与成为左右政策议程走向的重要力量;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要求通道"和"议题游说者"的角色;政策企业家则是某些政策理念或政策方案的积极倡导者和开启政策之窗的推动者;同时,随着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正成为影响政策议程创建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主体价值取向、利益偏好和行动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政策议程创建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优势及其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进一步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优势,主要在于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奠定了思想根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筑牢了坚强核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坚持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注入了强大动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威胁仍然存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机制还不够完善,廉政教育虽有所加强但不想腐的思想防线仍未筑牢。因此必须持之以恒抓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惩戒机制确保党的依法执政,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防范机制确保党的民主执政,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保障机制确保党的科学执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现代新型智库:角色定位与实现路径

科学定位现代新型智库的角色,对于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国家治理坐标系中,现代智库应当承担治理参与者、政策生产者、第三方裁判者等角色。夯实这三种角色定位,应科学框定现代新型智库建设的价值定向与指导方法、理顺智库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升智库自组织运行能力、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

提升公信力是我国非营利组织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

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分别有其效率缺乏和公平缺失的先天不足。在新的资源配置体制中,非营利组织能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力地弥补前两者的缺陷。然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却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困难重重。破解其瓶颈之困应以提升其公信力为突破口,因提升公信力能够弱化政府规制,优化制度环境,扭转观念偏差,激发志愿意识,缓解其所面对的种种困难。

基于目标责任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演化博弈研究

目标责任制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较为复杂,其治理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制度设计,引入外部因素变量的影响,通过演化博弈探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策略互动,将更符合现实情形。研究表明:外部因素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的策略选择。对于外部因素有利的地区,适度的奖惩即可有效促进地方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略;而对于外部因素较不利的地区,加大监管和奖惩力度,将是更好的选择。

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中国草根NGO的生存之道

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处于蓬勃的发展期,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发展势态,研究者有必要使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主义两种模型来加以考量。此外,中国非政府组织兼受这两种力量左右,须策略性地寻求平衡,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

网络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的SWOT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给我国政府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必须全面审视互联网下的我国行政生态变迁,打通网络民意与政治系统的制度通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完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创新对互联网的治理。

自贸区行政法治试验与党内法规互嵌路径研究——以嵌入性理论为视角

自贸区行政法治试验具有为高水平制度创新进行压力测试的示范意义,具有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实践样板的窗口作用。对于行政法治试验中的关键议题,如投资、贸易和金融管理机制等,传统的行政法学已独木难支,需要与党内法规有机统一来解决。这背后的逻辑可以用嵌入性理论来解释,包括结构性和关系性嵌入两种思路,既关注法律关系网络整体的价值,也重视行政行为在网络中的法律地位。然而,本应同属一体的自贸区行政法治试验与党规之间却存在体制性脱嵌问题,表现为两者关系的碎片化、绝对性、模糊性、间断性和弱联结。因此,有必要参照嵌入性理论,确立自贸区行政法治试验与党规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相对性、明确性、延续性和强联结,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的体制性脱嵌困局。

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观析论——一项文本学维度的考量

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对我党历代领导人的社会矛盾观进行初步回眸和总结表明,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邓小平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江泽民的"善于分析和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管理理念与胡锦涛提出用"科学发展观"和"创新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