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公共行政学的相关基础理论,来考察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管理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理论界较少涉足的领域。社会资本提高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增加对政府的信任,建立互惠规范的沟通渠道,这些都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公平、高效的政府绩效管理方案,提升政府绩效管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

论新媒体条件下党管理媒体功能的重构与能力提升

党组织对媒体的执掌能力事关党的政治权威的维护,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随着党所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的变迁,党组织也积极转变自身角色与定位,对自己的功能进行了调适,通过政府网站、微博咨政、移动政务等形式,加强与社会的互动和交流。但是由于党组织对媒体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媒体的监管能力不强,以及党组织的传统的工作模式与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党管理媒体的能力出现弱化趋势。新时期,需要在尊重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党组织对网络的监控以及提升网络文化宣传能力。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

再论政府能力及其提升的路径选择

政府能力结构体系包括社会发展能力与政治统治能力两个方面,政府能力是它们二者的合力。社会发展能力内含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和配置社会资源能力三大要素;政治统治能力则内含合法化能力、公共行政能力和政治冲突调控能力三大要素。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寻求政府能力两大体系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跳出跛脚式发展的怪圈,走出"中国怪像"和"中国政治怪像"的困境。

谣言的社会学解读

在应对谣言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应扮演好事实真相的承载者、信息公开的发布者和社会信任的示范者的角色。

政治象征:概念、过程与功能

政治象征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从象征创作到象征修正再到象征替代 ,乃至象征传播 ,政治象征无不表达为一种权力关系。围绕着这种权力关系 ,政治象征的表达性和工具性功能也就显现出来了。

谣言的生成机理、传播机制与应对路径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谣言无处不在。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总有人在不断地制造谣言;由于人们自身的内在需求和谣言信息的特殊性,也总有人会相信各种各样的谣言;同时,人们传播谣言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谣言的传播,我们并不是毫无办法,而是可以通过分析其生成机理和传播机制采取措施预防谣言滋生,并控制谣言的传播。

转型期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征象考察与调控路径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影响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既具有一般性社会冲突的特点,又深深打上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烙印,具体表现出事件发生的频繁性与规模性、矛盾累积的长期性与突变性、行动方式的非理性与暴力性、利益诉求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群体行动的偶然性与无组织性、事件成因的多样性与同质性等征象。面对频繁发生和各具特色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应以"常态心理"正确看待,要以"未雨绸缪"加强预防,要以"防微杜渐"密切关注,要以"制度调控"妥善处置,要以"亡羊补牢"认真反思,切实防止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情绪演变: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行动的生成逻辑

纵观群体性事件中群体行动的生成逻辑,可以发现它们的发生过程有着某些共同特征与规律,与情绪的不断演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情绪累积为群体行动积蓄能量,孕育着群体行动;情绪传染为群体行动扩大主体,扩散群体行动的范围;情绪认同为群体行动赢得信念支持,获取群体行动的强大动力;诱致事件激发群体行为,成为群体行动的导火索;情绪释放是群体行动的集中体现和最终归宿。以某种方式让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宣泄是预防群体行动的根本出路。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之梳理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因此,应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合力。通过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不同功能优势,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政治冲突视阈下社会稳定生成的内在机理

冲突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但现代国家几乎都比较好地实现了社会稳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而构建的外部调控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冲突自身所具有的纠错免疫机制起到了强大的内化功能,它依靠冲突主体双方力量之间的博弈,不同强度冲突之间的相互替代以及社会多元冲突而形成的交叉抵消状态,避免了大冲突的集中爆发而导致社会崩溃,共同维系着社会稳定的生成。

警惕和预防县乡党委换届“并发症”

今年是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之年,全国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换届选举工作,一大批新的领导干部即将走马上任,履职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今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通过深入实地走访调查,与领导干部展开深入交谈,结合以往所出现的情况,对于县乡两级党委换届后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

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冲突发生的深层原因探析

转型期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衡,政治文化深刻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权力腐败等多种因素,引发了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政治矛盾与冲突有增无减,并且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动荡情绪滋长蔓延,政治运行张力日趋扩大,政治秩序与稳定面临严重的挑战与压力。

“馅饼”与“陷阱”:经济增长之于政治稳定的双向效应——基于法国大革命和亚非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考察

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稳定,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促成政治稳定,它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同向运行。实际上,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目标。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的"伴生物",时刻侵蚀着经济增长孕育的稳定基因。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而言,其功能就表现出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馅饼",也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陷阱"。经济增长通向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是做到尽可能利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克服其负效应。

社会冲突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冲突强度是表明社会冲突激烈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冲突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冲突强度高低受众多因素影响,其中冲突主体对冲突强度的影响最直接,冲突诉求对冲突强度的影响最根本,社会性质对冲突强度的影响最深刻。理解社会冲突强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善待社会冲突。

通往政治稳定之路: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建构分析

冲突是政治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政治与冲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如何在冲突中寻求稳定与和谐构成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构建有效的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就成为政治体系的关键。一个有效的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应该以动态的政治稳定作为目标定位,以民主政治理念作为价值基石,以制度化运行机制作为路径选择。唯有这样,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有希望得以实现与维系。

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三重逻辑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的重要参与作用,积极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多元主体间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彼此信任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强大的价值逻辑,只有牢牢把握这三重逻辑,才能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

行动组织：理解当代中国政府的新视角

当代中国政府组织，是一种以执政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金字塔”组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几乎都编织在党主导下的各种组织（单位）网络之中。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党政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进行了多轮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以党为核心的政府体制格局始终未变。在这种“党政体制”之下，行使公权力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