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形势下的纪检信访工作

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党和国家发扬人民民主,接受群众监督的一条重要渠道。做好新形势下的纪检机关的信访工作,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端正党风,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受贿罪“唯数额论”的实践考察与原因分析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罪、多发罪。对其司法实证定性分析表明,受贿数额与宣告刑量成正比关系;对其定量分析表明,受贿数额与宣告刑量联系紧密,皮尔逊相关系数高达0.525,呈高度相关,远高于罪后法定表现与宣告刑量-0.237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司法实践中存在"唯数额论"的倾向。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是"唯数额论"的重要原因;立法技术尤其是受贿罪侵犯客体的迷离是其主要原因;基于对司法水平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考量是其现实原因。

单位行贿的立法完善

从107例单位行贿罪已决案例来看,平均行贿金额为125.6168万元,平均刑期仅为0.93年(约11.2个月),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判决率高达84.6%。在立法上,较轻的法定刑配置是单位行贿罪处刑轻缓、刑罚适用方式开放的首要原因。单位行贿罪独立成罪的罕见立法例,体现了立法者对单位行贿罪打击的决心;然而,在"为公不为罪"法律意识的指引下,较轻的法定刑配置又体现了立法者不忍过重打击的两难心态。独立成罪的单位行贿罪破坏了行贿犯罪体系的立法罪刑均衡;同时,较轻的法定刑配置也缺乏理论根据,致使司法实践中打击单位行贿罪的刑法功效大打折扣。取消独立成罪的单位行贿罪,将其并入(自然人)行贿罪不失为一种选择。

介绍贿赂罪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介绍贿赂罪的司法实证研究表明,对介绍贿赂罪的宣告刑极轻,且大量适用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无论是典型还是非典型的介绍贿赂行为,除行、受贿人不构成犯罪外,均应以行、受贿罪共犯追究介绍人的刑事责任。刑法第392条只适用于行、受贿人不构成犯罪情形,以起到补漏作用。唯此,才能既做到"从严治腐",又做到"严而不厉"。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害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089。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实证研究

从犯罪主体所在单位而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徇私枉法犯罪的重灾区,占样本数的87.5%;在公安机关内部,犯罪主体属于县(区)级以下公安机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占样本数的76.3%;犯罪主体均为男性,且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样本数占80.7%;在庭审中,对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争论或辩护不仅涉及到罪与非罪,还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刑罚的适用。公安机关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但不能由此推断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均为行政工作人员而非司法工作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聘用人员可以单独成为徇私枉法罪的适格主体;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在司法实践已运行了二十个年头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表现出极强的依附性、被动性和对宣告刑影响的微弱性三大特征,其反腐败的功效大大降低。《刑法修正案七》虽然提升了其法定刑幅度,但仍然难以改变其在司法实践运作中的三大特征。只有以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前置,突出其重点规制"拒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的行为,才能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真正成为悬挂在腐败犯罪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改革开放中搞好党风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出现在人民面前,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兴衰存亡,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阐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党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党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铁的纪律,一句话,没有良好的党风,党是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社会的进步。

略论端正党风的途径与方法

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指出,当前端正党风是全党的一项紧迫任务。今年要着重抓好三件事:一是集中力量,狠刹几股不正之风,二是抓好党性教育,三是严格整顿纪律。这三件事集中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按照中纪委的部署,我们今年要集中力量,纠正不正之风,这是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变更起诉罪名之多、违法所得处理之乱以及缓刑适用率之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在司法实践运行中所表现的三大特征。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相关司法解释的尽快出台才能有助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范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单位受贿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对自然人被告处刑极轻是单位受贿罪司法实践中的最主要特征。其平均受贿金额高达378705.3元,而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却高达63.2%;在判处自由刑的样本中,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在没有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的样本中,缓刑适用率高达58.8%。对单位受贿罪罪质、罪量研究的阙如,致使单位受贿罪在立法上罪刑失衡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能动的司法在单位受贿罪"公性质"的影响下,淡化了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刑法评价,降低了刑法对其非难程度。只有进一步加强对单位受贿罪罪质、罪量的理论研究,配以恰当的法定刑,同时改变传统的司法理念,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惟一路径。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新形势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中之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下简称惩防体系)建设。

实证视角下徇私枉法罪“徇私”问题研究

对73例（涉及被告人98人）徇私枉法罪案例实证研究表明，徇私枉法罪的二审（含再审）率较高，为48．5％；围绕是否存在“徇私”进行辩护、上诉（申诉）或进行抗诉的样本有15例，占全部样本数的20．5％，“徇私”有无成为入罪或出罪的重要条件，充当了徇私枉法罪实际上的犯罪构成要件。从应然层面，犯罪动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犯罪构成要件，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作为犯罪动机的“徇私”一定是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动机并不能改变犯罪侵害法益的本质，也不应成为其构成要件。从立法上，将“徇私”排除出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之外，并将其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不失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