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经营罪在司法中的扩张及其规制

非法经营罪脱胎于投机倒把罪,是典型的"口袋罪"之一。司法中不但没有采取限制解释的立场限缩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反而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将各种经营失范行为纳入其规制范围,导致非法经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不当扩张。这种做法不但超出了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悖离了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保护本质,还造成罪与罪之间的界限模糊,违反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对此,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前提,以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为核心,限制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以但书条款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对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实质判断,推动非法经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出罪化。

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以安倍版国家主义为中心

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潮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独特之处。二战前,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恶性膨胀,使东亚国家深受其害。二战结束,标志着极端国家主义彻底失败。从战后初期开始,以岸内阁为代表,实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但遭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抵抗而遇挫。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立志构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是战后国家主义思潮的政治反映。小泽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以建设"正常国家",这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国家主义的变种。安倍执政后,将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到内外政策当中。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复古特征,既是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反映,又是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

城乡一体化的农村污染防治制度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趋势,它在带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挑战。以辽宁省为例,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农业种植污染及畜禽养殖污染等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峻,亟待有效解决。影响农村污染防治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二元"社会结构是影响农村污染防治的最深层原因,农村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缺失及监管体制欠缺是影响农村污染防治的法制原因。因此,应当以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作为我国农村污染防治的基础,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加强农村污染监管,并可尝试利用补贴激励等制度缓解和减少我国农村环境污染。

不同犯罪规定模式中的谦抑性问题研究

谦抑性是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谦抑性的贯彻落实和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模式密切相关。从形式上看,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未体现出谦抑性的要求,而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规定模式在立法上直接嵌入了刑法谦抑的基本理念。但是二者只是涉及到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理方式问题,并不能代表刑法是否谦抑。采用立法定性+定量的刑法规定模式,要明确构成要件要素和客观处罚条件,在司法中对定量要素进一步确认,刑法谦抑性的贯彻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共同作用。

以能动司法推动刑法谦抑理念的贯彻

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理念,贯穿于刑法运行的始终。而刑法谦抑性的实现有赖于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理论界有关能动司法主要有法律解释兼适用说、事实查明说、综合裁量说等三种观点,综合裁量说更具妥当性,也更有助于刑法谦抑性的实现。能动司法与刑法谦抑性均是基于刑罚有限性的考量,具有价值追求的一致性。以能动司法推动刑法谦抑性的实现,主要的立足点在于推动从重刑主义向轻刑化的转变,从刑罚化向非刑罚化的转变。

论客观处罚条件的谦抑认定

客观处罚条件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之外决定刑罚启动的事由,客观处罚条件可以分为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和政策性客观处罚条件,前者不反映不法和责任,后者是基于特殊预防的需求前置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刑罚启动事由。基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理念,必须对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进行限缩解释,明确区分构成要件要素和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要求实行行为与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具有条件关系,行为人对中立性客观处罚条件具有一般人的经验认识,不得类推适用。政策性客观处罚条件可以分为特定程序前置型、自主恢复法益型、不告不理型,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要注意其优先适用地位。

应急状态下工伤事故中“工作原因”认定探究

现代法治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正常法治,另一种是应急法治。在正常法治状态下,依法行政有其自身的特定内涵和要件,但是在应急法治的状态下,其内涵和要件在形式和内容上则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疫情属于紧急状态,疫情防控期间的法治就属于应急法治,所以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法行政状态难免会与平时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将以疫情防控期间一起工伤事故认定案件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剖析。

信访代理制度探索

本文对信访代理制度进行了学理上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初步探究了信访代理制度的特点和意义,并通过实例列举说明信访代理制度的发展现状,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为今后的信访工作提供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