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蕴涵及创新

新时代,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突出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意义。“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这一论断包涵着对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重新界定,蕴涵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和重要意义的深刻洞察。“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规律和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的升华和发展。深入挖掘和领会“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丰富蕴涵及重要创新,对于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和精髓要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红色资源融入干部教育培训的价值旨归、历史经验与时代要求

红色资源融入干部教育培训,既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大国治理成效、锻造过硬干部队伍的客观需求。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斗争为基点所开展的作风教育、文本学习、阵地建设等,是在夺取政权的使命场域下培养和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手段,为当前红色资源融入干部教育培训奠定了深厚根基、提供了宝贵经验。立足现实,新征程上必须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资政育人作用,从价值导向、内容拓展、形式创新、师资配备四个向度着手,积极探索红色资源融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路径,为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湖州市的实践探索与路径构建思考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设定是将户籍制度与城市化战略和其他制度联动改革,削弱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无疑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深度剖析湖州市新一轮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并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构建思考。

“五水共治”的文化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重视治水的传统。作为中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文化元素和瑰宝之一,治水文化的传承创新对国家软实力构建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作为治水的排头兵,浙江的"五水共治"是对古代治水"天人合一"文化思想的演进升华,是一种全社会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文化风尚。从这个角度看,"五水共治"战略不仅为我国水环境治理贡献了浙江经验和智慧,而且还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水环境治理模式、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当学界和政府正在大力倡导、推进"补缺型"社会政策向"制度型"社会政策转型时,以吉登斯"社会投资"理论与米奇利"社会发展"理论为代表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正在逐渐被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接受。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发展型社会政策虽然仍处于社会政策学者的争论之中,但实践中其生产主义、多元主义及其注重参与与机会公平等几个方面的特征都已被普遍认同。

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基于政商关系的历史分析

我国历史上政商关系是一种"控制——依附型"政商关系,具体表现在政对商的限制排斥、胁迫利用、与商争利、勾结合谋和打击迫害五个方面。此种类型政商关系对市场秩序的扩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宗法制社会结构和国家类型的瓦解以及中华古典文明的停滞与僵化都产生了深层次的消极影响。因此,正确处理政商关系实为重要。现代社会应在坚持政商之间角色功能分开、尊重保护与管理规范并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以"亲""清"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

互联网时代农村协同治理模式、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互联网时代,农村协同治理存在“公开—监督”、“互动—协商”与“开放—共治”三种模式。“公开—监督”模式多以门户网站为依托,注重信息公开与公共监督,规范基层权力,化解社会矛盾;“互动—协商”模式以“微政务”平台为依托,注重对话与协商,化解社会分歧,提供个性服务;“开放—共治”模式以各类移动终端为依托,注重数据资源共享与开放式治理,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三种协同治理模式是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技术发展是必要条件,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是充分条件。在农村治理现实中,要充分考虑上述三种条件合理选择相应的协同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

黏合剂效应:数字技术对环境政策执行链的修复机制研究——基于剩余信息控制权的分析框架

在我国,中央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深刻依赖于环境政策执行链在地方层面的转化机制。但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环境政策执行的代理人攫取了环境剩余信息控制权,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的激励结构下,地方政府对环境剩余信息控制权的滥用致使环境政策执行链双向断裂,导致政策执行链的转化机制被破坏进而无法实现环境治理目标。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在国家治理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其对环境政策执行链的断裂将发挥一种"黏合剂效应",即利用其在政策执行过程的控权与赋权等特殊机制对环境政策执行链分别实施纵向集中式与横向分散式的修复,最终确保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注意力分配与资源投入。不过,数字技术仅是确保环境政策执行链完整通畅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且其"黏合剂效应"的有效发挥亦需其他要素的有力配合。因此,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应辩证看待其工具价值。

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体制有效”:环境治理体制研究的组织学范式论述

环境治理体制研究的组织学范式应遵循组织研究的功能主义传统,采用中观层次的研究策略,从组织控制的视角出发建构新的分析框架,即析解出环境治理的职责、激励与信息等三大研究题域,并进行逻辑延展。在组织控制视阈下,环境治理的职责配置构成了“体制有效”的制度前提,而激励机制与信息渠道分别成为其效能工具和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