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观之比较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从主客体和主体间的双重关系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交往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但马克思从研究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关系)这一宏观角度入手,而哈贝马斯以皮亚杰等人的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侧重于微观考察个体儿童心理世界和道德意识的形成和成熟过程。在马克思的交往观中,物质交往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人在进行物质交往时,不仅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哈贝马斯力图以交往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五“理解”和“一致”为核心心,以确立统一、有效的社会规范为归宿。哈贝马斯注重的精神沟通等交往关系最终都要受到生产力的制约。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一元与多元之谜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理论的提出,学界一方面对其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功绩给予了肯定,但另一方面也致以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这种质疑与批评包括:其一,认为其"文化三路向"只重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其二,认为其基于"文化三路向"而提出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是陷入了文化多元与文化一元的二难困境。本文致力于从梁漱溟本来的内在思维理路来说明他的"三路向文化观"与"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既没有落入简单的"一元多元"、"民族性时代性"等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之中,同时又有他自身的"一元多元"、"民族性时代性"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