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域经济联系与创新联系的空间形态及分异演化格局

本文采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同步考察2002～2017年浙江省域经济联系、创新联系及其空间形态演进,发现相较于经济关联,浙江城市间创新关联网络密度增长更快,城市所处的创新网络位置变化较大,空间形态演进更为活跃。其中,宁波在创新联系格局中从一高一低型跃迁为双高型,嘉兴从一高一低型趋向于双高型,湖州从双低型变为一高一低型,表明环杭州湾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增强。相较之下,温台地区创新联系弱于经济联系,温州在创新联系格局中从一高一低型变为了双低型,对外辐射能力下降。舟山与宁波,金华与绍兴、衢州等周边地区无论经济还是创新联系都在弱化,形成了较为孤立的状态。据此,本文提出浙江"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的核心需要充分重视区域创新联系的活跃性,优化配置创新要素来推动区域一体化。

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效及经验

数字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各国各地区都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强化规划引领构建发展体系,推进技术攻关夯实发展基石,加速产业应用提升发展能级,布局新型基建拓宽发展场景,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浙江的实践表明,发展数字经济需要优化政策体系形成基础保障,加强技术攻关形成关键支撑,发挥企业力量形成市场活力,拓宽应用空间形成有效牵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联动机制与政策优化

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引领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正朝着数字经济运行的模式转变。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联动机制,即传统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传统实体产业平台化、网络化、数字化运行和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规模巨大的新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减缓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扩大了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实体经济将数字空间里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实现,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互补性。文章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制的研究,也拓展了数字经济运行模式的研究,为推进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启示。

“四千精神”引领浙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民营经济是浙江最亮丽的“金名片”,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四千精神”的指引。“四千精神”是浙江企业家艰苦创业精神的集中提炼,孕育于浙江民营经济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同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在推动企业创新、产业转型、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共同富裕先行和现代化先行目标下,浙江将持续传承弘扬“四千精神”,以企业家精神建设为核心,持续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激情,推动浙江民营经济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产业飞地助力浙江山区26县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

产业飞地是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切实手段,通过“飞出地”以技术支持、资金供给、管理方式推动产业落地于“飞入地”,形成经济新增长点。浙江山区26县利用现有资源优势,紧跟利好政策,积极拓宽区域合作局面。针对目前利益分配、科研投入、基础设施难题,浙江山区26县还需进一步深挖市场经济活力,借鉴公司制管理做好利益分配、借助社会资金缓解政府资金压力、构建营商环境激发创业活力、应用数字技术深化公共服务,助推浙江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及路径——基于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概念内涵和模式演变过程,界定了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模式及关键任务,并从数字技术对政府变革的影响和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入手,发现建设数字政府需要推动传统政府转型为以"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共治理"为目标模式、多主体网络协同治理、"O2O"线上线下一体化数字政府架构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管理观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组织权责调整和法律修订、数据安全和数据领导力建设等旨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提升数字政府建设质量的改革创新任务。

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构建是释放数据要素最大化价值的重要路径。数据资源持有权奠定数据要素初始价值切割的依据,数据加工使用权推动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数据产品经营权实现数据要素价值的增值,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构建促使数据要素直接与经济价值相挂钩。从当前实践来看,数据要素交易市场构建仍需围绕企业主体性、标准一致性、制度统筹性等内在要求,着力破解权属明确、隐私保护、评估定价、高效流通等方面的难题。为此,构建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需要迭代升级数字技术为高效流通提供支撑,统一数据产品标准为估值定价提供条件,构建多层次数据交易市场为明确权属提供路径,完善法规监管体系为保护隐私提供保障。

数字技术赋能人文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

人文经济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数字技术赋能是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人文经济并不是文化与经济的简单组合,而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深度融合,以文化发展为支撑、经济发展为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数字技术通过拓宽应用场景、提供增长动能、满足人的需求等机制赋能人文经济发展,但也存在经济技术风险。促进数字技术赋能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突破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拓宽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培育数字技术与人文经济发展的创新主体,优化监管政策防范风险等。

数字产业化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以浙江为例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基础。本文从概念内涵、产业分类和发展历程方面梳理了数字产业化的相关研究,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不断创新成熟并进行市场化应用,进而形成数字产业的过程,可分为数字技术研发、数字龙头企业发展和数字产业集群形成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数字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成效为例,总结提炼了数字产业化的三种驱动模式,即研发机构驱动模式、龙头企业驱动模式和特色小镇驱动模式,不同的驱动模式会导致数字产业化的差异化路径。并结合数字产业化的模式提出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与对策研究: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

数据开放共享是数字化时代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小康目标的基本要求。本文以浙江推进社会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为例,梳理当前数据开放共享中取得的进展,从数据来源、开放范围、制度建设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从数据价值链上的数据获取、数据使用、数据价值和数据保护等环节对其本质矛盾开展分析。并构建包括理念、制度、技术、组织、主体五大层面的数据开放共享提升机制,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意义、挑战与对策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之一,可弥补农村数字化短板和乡村集聚经济不足的缺陷,改善农村产业发展条件。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下乡、城乡融合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等机制实现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从实践角度看,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数据安全、农民数字化素养、协同治理和数字化带来潜在风险等问题和挑战。为此,数字乡村建设应从着力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加强对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训、聚焦农村产业兴旺进行投资建设和注重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促进农民参与市场分工体系等方面展开,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信息消费能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吗?——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信息消费的兴起为区域以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激发增长新动能提供了新的契机。利用2012—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探索信息消费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从供给—需求匹配视角引入本地信息产业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为倒U型关系,同时本地信息产业水平在二者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信息产业水平较低的区域,信息消费与区域创新效率的倒U型关系更趋陡峭。基于此,就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消费激发内需以促进区域创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赋能:内在逻辑、支撑条件与实践取向

主持人语:奔涌向前的数字化,预示文明图景的新发展。数字化具有的赋能效应——“数字赋能”推动、引发文明系统方方面面发生新变革、新调整,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各个领域的权益配置出现了新局面。为深入认识数字赋能的本质、属性与影响,检视数字赋能与权益配置的正义性,本期我们约请了相关学者就此发表看法,期待学界进一步的关注与探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货币发展动向与前景展望

不同形式货币适应了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及主导产业变迁,货币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正经历着电子化、虚拟化及数字化转型。本文在回顾数字经济发展及货币形式演进历程的基础上,从发行主体、服务功能以及交易状况三方面总结提炼当前数字货币的发展动向,指出公有链运行效率低下、共识机制脆弱以及货币价值不稳定正严重制约数字货币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强调要把握数字货币发展的广阔前景和积极作用,加快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并从技术创新、场景拓展、监管机制优化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着力提升数字货币服务的前瞻性、普惠性、安全性及开放性。

企业生态圈战略选择与生态优势构建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生态圈战略实现了转型发展,在无边界发展趋势、去中介化改革、消费者个性化等挑战下逆势而生,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以乐视为案例对象,旨在探索企业生态圈战略的实现机理和生态优势的来源及其风险。研究发现: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实施生态圈战略的关键在于对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实现看似无关的不同业务间的协同效应,帮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最终构建生态优势。企业生态优势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基于消费场景而非产品定义产业边界,在特定产业内打造垂直闭合产业链,夯实生态圈基础设施,构建开放共享平台,进而形成多产业协同的生态圈,逐步培育起不同于传统核心竞争力的生态优势。当然,生态圈战略的实施需要考虑多重风险,尤其是业务协同风险和资金风险。研究成果拓展了企业生态圈战略和竞争优势相关理论,亦对企业互联网转型和生态圈构建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创新区的形成基础与建设路径——基于杭州实践的观察

作为创新空间高级形态,城市创新区改变了传统科技园区空间相对隔离、自我发展的格局,将创新空间发展推向了具有城市综合功能、更具开放性的"城区"阶段。经济要素、物理要素以及网络要素的有效培植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是城市创新区建设中的主要难点。结合杭州未来科技城实践经验,本文对城市创新区形成基础以及建设路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优化城市创新区发展进而夯实创新型城市建设基础提出若干实践建议。

建设都市农业综合体,推动休闲观光农业园区转型升级

都市农业综合体是浙江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的创新性探索。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势,都市农业综合体的建设对于形成产业集聚、功能互补的良好农业发展生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都市农业综合体的发展,需要创新都市农业综合体的性质定义,厘清都市农业综合体与传统休闲观光农业的区别,制定都市农业综合体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发展思路,建立示范和引导农业综合体良好发展的机制,以及适应农业综合体个性的政府管理等。

“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分析

关于政府产业管制的行为属性的分析和研究,学术界通常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其实,从有些方面来观察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政府管制行为中经常蕴涵着非理性的倾向。本文拟在对政府非理性行为及其属性作出解说的基础上,分析政府非理性行为倾向的形成机理,并在一定程度上联系政府产业管制的现实选择来说明这种非理性行为倾向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提出一些可供探讨的观点。认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倾向,无疑对于理解政策的行为底蕴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