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现状困境与路径优化——从浙江省杭州市司法实践谈起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承载着优化审判环境、缓和官民矛盾、实质化解争议、推进依法行政的工具性价值,彰显了"诉权平等""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2018年2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出修法者在解决行政审判难问题上的中国智慧。在看到该制度在司法环境不成熟时取得正向的改良效益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总结提炼出该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困境,分析行政负责人出庭率低、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提出明确必须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明晰行政负责人在诉讼活动中的法定要求、健全法院与政府协同互动机制、搭建操作性强的问责监督体系,实现该项制度的优化和落地。

“六和塔”工作体系:市域社会治理的杭州探索及启示

杭州以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积极构建了具有杭州特点的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以"党建统领"为塔尖,以"四化支撑"为塔身,以"三治融合"及文化引领为塔基,并通过"六和"工作机制大力提升"六大能力",形成"三级三层六和六能"的主要框架。目前,该体系在推进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成效正在显现,成为新时代打造"枫桥经验"城市版的样本。

网络社会治理的浙江探索及其优化路径

浙江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高地,近年来在积极创新应用数字技术、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网络社会问题,亟待加以破解。因而,在"十四五"时期,加强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也就成了浙江提升省域"整体智治"水平的内在要求。对此,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在梳理和总结浙江网络社会治理探索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治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继而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和重点举措,以期为浙江乃至其他地方创造更美好的"数字生活"提供参考。

论权力机关对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监督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的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在具体落实宪法赋予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职权、维护法制统一与尊严的重要保障。但从各级人大监督实践来看，目前这项工作还没有普遍开展起来，对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工作步伐不大。为了切实依法履行人大的监督职责，强化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更好地维护法制统一，纠正行政违法现象，各级权力机关必须把加强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上，认真加以落实。

杭州市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经验

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出乡村的小天地,走上世界经济的大舞台。发展外向型经济,它是我国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杭州市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弱不经风”,常常受到国际市场剧烈变化的强力冲击。

论改善领导的根本途径:双向选择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构成领导活动过程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结合状况的优劣,决定领导活动的成败。而这种结合的优化是通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双向选择的波动来实现的。双向选择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当今改善和加强领导的根本途径。

以“我们的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杭州市扩大认知，精心提炼大众化主题关键词；促进认同，精心策划常态化活动载体；推动践行，精心培育网格化实践平台；营造环境，精心构建立体化宣传格局。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整治”问题探讨——关于浦江县村庄整治中农户住宅情况调查报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富裕后农民迫切需要改善居住条件成为一种普遍愿望和趋势，于是出现了一股占用耕地建房热。多数建房户不注意旧房基翻新改造，政府又缺乏建房的统一规划，造成村庄盲目外延扩张，形成众多“空心村”导致土地资源大量闲置、浪费。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切实保护耕地，确保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从当前农村村庄分布的现状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空心村”整治，做好村庄整治工作势在必行。

南宋的历史贡献与杭州的城市品牌建设

南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文明大发展时期。南宋王朝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的多方面成就,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长远进步和文明进程。杭州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和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得益于南宋的定都和南宋历史文化的积淀。共建共享杭州"生活品牌之城,"必须传承南宋的古都遗产,弘扬南宋的优秀文化,不断充实南宋有益的精神内涵。

公共需求与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以浙江为例

“十一五”时期是私人需求急剧升级、公共需求迅速发展的特殊时期,能否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满足人们日益迫切的公共需求是政府面临的挑战。从浙江经验来看,必须强化政府满足公共需要的经济职能,以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为出发点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把主要精力和财力集中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完善方面,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举措。

关于华林是否参加中共五大的若干考证

在浙江和杭州市的党史著作之中都提到:华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中,所罗列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82位名录,以及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和旁听人员名单之中,却没有华林的名字。那么华林究竟有没有参加或出席党的五大呢?通过对相关史料分析,笔者认为华林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会议代表。

品牌“植入”党建:探索非公企业“双强”发展新路径——以杭州高新区(滨江)“红色+”系列党建品牌建设为例

杭州高新区(滨江)通过创建非公企业"红色+"系列党建品牌,打破企业自我循环困境,有力整合城市基层党建力量;并且在党建品牌的不断塑形中整体强化党建引领功能,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项工作重点培育了一批党建氛围浓厚、业态特色鲜明、工作成效显著的非公领域党建工作样板,创新了非公领域党建工作的顶层设计,彰显了非公领域党建工作的集聚效应,强化了非公领域党建工作的继承创新。

推进社区警务建设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

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推进社区警务建设,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必须转变观念,强化意识,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发展和延伸治安管理空间,强本固基,打牢基础,加强派出所规范化建设,提高治安防控能力,全面提升治安管理水平。

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缘起、方式与机理分析

因土地征用、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和处置、房屋拆迁与安置问题所导致的集体上访、静坐和示威、聚众闹事等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频发,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发生,既有社会环境、体制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文化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

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研究

华东沿海地区从事准公共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新兴事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已初具规模、影响渐大。近年来对“民办事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单位的行业管理、政策扶持和政治引导工作明显相对滞后。在一些已具备建党基本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主管部门不明确、组织手续难转接等政策原因,迟迟不能建立党组织,而这类组织中的某些业务骨干申请入党无望转而参加了民主党派。在已建立党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里,党组织与业主的关系、党组织的活动内容方式及作用发挥等,还有一些政策和实践问题有待探索。

论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互动

社会非营利组织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带来复杂多面的效应。二者的互动关系,建立在互动动力和现实背景、资源掌握和实际影响力、现实社会心理和体制政策等条件之上。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具有"官民二重性"的基本特性。它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理在于,社会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与地方政府、需求与争取、定位与能力、放权与自立、第一动力与持续动力的互动。必须推动地方政府与社会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