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基于深圳实践的反思

空间生产理论聚焦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是反思城市更新的有效理论工具。深圳城市更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城市政府—资本精英—原农村集体的三元利益分配格局,巩固了资本与权力的增长联盟,加速了同质化、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但这一实践对弱势人群形成了驱逐效应,加大了空间分异与社会排斥,同时不断倒逼城市规划,导致公益缺失与贫富分化加剧,侵害了空间和社会正义。深圳城市更新应倡导共享发展理念,扭转效率优先的政策取向,构建更加公平的政策体系,打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参与平台,实现空间和社会正义。

从“统治”到“治理”:城市规划管理的深度转型

改革开放后,土地权属日益社会化,城市可开发土地总量日趋减少,面对空间规模与空间权属的双重约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被迫转向与土地权利主体的博弈,从而发生从"统治"到"治理"的深度转型。深圳率先遭遇该双重约束的倒逼,城市规划管理在权力体系、政府角色、治理技术与事权划分上均呈现出深度转型的态势。在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城市增长联盟的壮大与社会公平、治理技术的调整与依法行政、公众参与的增长与治理效能等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日益尖锐,未来应通过倡导公平的政策取向、加快改革创新与制度供给、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等途径实现城市"善治"。

党建引领低碳社区建设的逻辑与路径——以深圳市大梅沙社区的实践为例

低碳社区建设面临着“碎片化”困境,包括价值、制度与主体行动等三重整合困境。党建引领是破解这一困境、实现低碳社区“整体性治理”的有效路径。深圳大梅沙社区的实践显示,党建引领对于促进低碳社区的整体性治理、提升建设成效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即以思想建设促进价值整合、以组织建设促进制度整合、以实践引领促进多元主体的行动整合。未来,党建引领低碳社区建设应从四方面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低碳引领能力;增强城市基层党建在低碳社区建设的整体效应;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完善低碳社区建设的市场机制;加大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低碳社区共同体。

“内卷”视域下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实现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首次以党代会报告的形式提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民生建设理念,而在经历了疫情大考后的中国社会中探索其实现路径就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论文从“内卷”角度尝试切入,以“人—文—城”的逻辑进行研究,提供基于深圳实践的方法路径,即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社会共同体营造以及城市文化品位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品质”打造。

从空间微更新到社区营造:社区微更新的模式选择

社区空间的微更新蕴含着丰富的社区营造价值,是社区营造的重要途径。依据参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深圳社区空间的微更新分为单向度治理和多元共治两种模式,前者包括城中村综合治理和“万村计划”两种类型,后者包括南头古城改造、较场尾改造、“大和社工村”及“社区共建花园”等四种类型。社区微更新的单向度治理模式缺乏多元主体的参与,导致社区治理低效甚至失败,不利于社区营造与共同体建设;而社区微更新的多元共治模式由于充分调动了多元主体的力量,较好地促进了社区营造与共同体建设。因此,必须加强对社区微更新单向度治理模式的反思与纠偏,倡导多元共治的微更新模式,坚持积极适度的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激发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推进空间建设与社会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充分融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对预测型公共管理的影响

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因受到技术发展限制,无法进行预测性管理。以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为特征的智能化时代,为预测性公共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但智能化并不能自动衍生出预测性管理,政府必须主动作为,在数据扩展、算法更新、规范制约等方面做出努力,确保预测性管理的正确价值取向。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成效评估--基于目标实现的分析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出台了大量措施,被称之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已十余年,对其效果进行评价,既是对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发展路径的探索,又对中国的产业转型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举措及其成效对我国有诸多启示:一是制造业仍是经济发展不可撼动的根基;二是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中国需尽快弥补产业配套服务及相关制度,防止制造业产业向发达国家逆向转移。

民生行政促进社区自治——以深圳市“民生微实事”为例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基层社区自治。然而,实践中社区自治无论是在主体自觉性、领域明确性还是自治效果提升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问题,集中体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影响到社区治理结构的均衡并最终削弱共治的效果。深圳市“民生微实事”项目,创新民生服务运行机制并切实发挥体制蕴含的组织化动员优势,使得“民生微实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仅精准化、精细化地解决了社区居民身边的民生服务需求,还充分激发了社区自治活力,提升了社区自治能力,形成了“以民生行政促进社区自治”的有效路径。

深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城市形象作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城市形象国际传播议题涉及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场域。深圳作为现代城市的典范之一,越来越注重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深圳在塑造独特城市形象实践中,精准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特质与内涵,同时注重对外传播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力求较好地展现深圳国际城市形象。然而,深圳在探索提升国际形象路径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文章在自塑与他塑理论框架下,提出有效建设深圳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力的策略:精确触及目标受众,消除国际传播偏差;实施多元深度传播,以彰显城市内涵;提升国际叙事能力,打造城市品牌IP;借助“他视角”,丰富传播主体,以实现深圳城市国际形象的有效传播。

地方机构改革的探索——以深圳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为例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完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宏观机构职能框架,同时也存在着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的客观需要和通过改革完善有助于机构职能有效实现的体制机制等现实性问题。深圳市在探索完善市场监管领域职能机制的历程中,持续不断进行了四次大的机构改革。深圳市的改革经验为我们继续改革完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意识、行为、机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三维构建

从生活共同体到治理共同体的转变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目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仍面临多重困境。通过对深圳市H区32个社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社区”的概念尚待深入人心,虽然社区共同体责任意识已经达成,但多元主体尚未真正践行主体责任,而公共服务资源不足、缺少纪念性场所是制约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从意识、行为、机制三个维度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再造社区实体及虚拟二重公共空间;重塑社区协商“平台矩阵”;调动社会力量;以社区同化型互动促进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建设等。

机构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机构变迁的走向

应急管理机构是应急管理体制的核心要素特征,对整个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行效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一大视野大格局,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应急管理机构演变的历史背景、变迁路径以及内在逻辑,反省深圳市应急管理机构变迁的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得出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探讨地方政府仿制应急管理部模式首先需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管理的最大痛点在哪里

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会议明确强调指出:“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面对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我的反思是:这么大的疫情能够避免吗?如果能,这次疫情应急管理的最大痛点在哪里?如何化“痛点”为“通点”?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发展不平衡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值得学术界多维审视。在当前应急管理研究中,对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发展不平衡研究较少。笔者对此问题作理论化、体系化的探索和思考:分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发展在地域上不平衡、时间上不平衡、环节上不平衡、主体上不平衡;探寻不平衡带来的战略性危害;深层次剖析不平衡的内在机理,针对性提出促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更加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深圳建设全球安全标杆城市研究——基于“全球安全城市指数”的审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全球城市未必清楚其自身的安全状态及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所处位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全球安全城市指数”(Safe Cities Index,以下简称SCI)提供了一面审视自身的镜子。SCI是世界上第一个专注全球城市安全的专业指数,也是全球城市安全领域最具时代性、国际性、权威性的评价体系。文章从SCI的概貌、SCI的排行榜位序变动、SCI对深圳的启示三个角度作初步探讨。

深圳疫情警报背后的用心诠释

深圳拉响了广东省疫情阻击战的第一声警报,成为钟南山1月20日得出“人传人”结论的佐证之一,而且有了明确链条,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具有重要意义,1月20日也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时间点。深圳首例病例及其家庭感染者被及早发现,广东省深圳市迅速采取措施,开展联防联控,提前布防,为抗疫赢得先机。深圳拉响的警报,较好地遵守并完整地诠释了风险交流原则,推动各方对疫情风险程度认知和判断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深圳探索和思考

机构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至今,进行了多达八次的政府机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政府机构的优化和行政效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了政府机构职能的优化协同高效。在未来的改革中,要高度重视政府机构设置的相对动态性和形式多样性,注意政府职能在不同机构中的闭环性实现和机构改革与其他改革协同推进的系统性。

对深圳“强区放权”改革相关问题的思考

"强区放权"改革既解决了不少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从改革动因看,深圳推出"强区放权"改革,既是深化"强区放权"改革的宏观要求,也是深圳"高位过坎"阶段激发各区积极性的中观需要,更是增强基层政府施政能力的现实要求,其启动则离不开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和推动。改革要顺利推进,必须要正确贯彻"放管服"的原则要求、重视技术性、细节问题的解决,并辩证理解可能发生的"收放循环"。从推进策略上讲,需要处理好问题导向与资源约束、试点先行与整体规划、市区职能适当"错位"之间的关系。

从“升维”到“身位”:全球标杆城市指数构建的理论基础

过往的城市评价指数研究仍存在“单一维度”或者说“相对低维”的问题。文章打破以往城市评价指数的单一维度,从低维度到高纬度进行提升,从全球评价指数比较入手,从既有城市指数的“单维”限定切入,基于“全球标杆城市”这一全新概念,引导出构建城市评价“三维”指数模型,即“点·线·面·体”构筑成的“巴别塔”模型。从“核心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导出人本线、演进线、动力线、趋势线、保障线,支撑起全球标杆城市评价的五个方面,即人本之城、发展之城、创新之城、未来之城、善治之城,回答新时代城市发展之问。

“韧性城市比较与借鉴”笔谈

创建城市政府韧性治理架构:来自全球城市的启示李永清一、韧性城市建设需要重构城市政府治理架构提到韧性城市,自然想到韧性城市建设对城市政府意味着什么?全球城市实践表明,韧性城市是对工业文明时代城市政府模式的一种颠覆性创新,是政府观念的一种革命,是刀刃向内的改革。与韧性城市匹配的是韧性城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