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终结的风险辨识

公共政策终结既是公共政策的结束,也是公共政策的开始。政策终结有利于促进政策的发展与更新、提高政策绩效及质量、缓解政策冲突和矛盾,从而有效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然而,公共政策终结的过程会遭遇政策资源风险,衍生一些新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重视公共政策终结的成本与绩效的关系、协调政策稳定和政策发展的关系、调整旧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关系,是公共政策终结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

全球标杆城市:中国指标体系及深圳范例

全球标杆城市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建设全球标杆城市需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加以推动和评价。现有关于全球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繁多,但多为西方主导,其国体、发展阶段和路径均与我国城市不同。本研究以体现国际惯例、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抓住全球城市的发展规律为出发点,以打造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从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五个维度,结合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构建由5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和81个具体指标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更注重抓住核心要素的引导作用,以期通过评价助力建设目标达成。

欧洲通用评估框架导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价值和难点分析--基于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导入CAF的实践及延展式思考

欧洲通用评估框架(CAF)是企业管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理论的融合,它充分吸纳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和卓越绩效模式等企业绩效管理工具中最前沿成果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经验,成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先进工具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深圳市龙岗区等同导入CAF的实践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创造性地设计出三个分类实施模板;二是形成以第三方评估为主,政府组织协调,结合自我评估与公众评估的评估模式;三是部分指标的本土化和合理化,主要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我国公共政府特点,以使其更容易被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员理解,更便于CAF在我国的实施。等同导入CAF价值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的互动,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二是找到一个结果与过程平衡的绩效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三是强调公民/顾客导向,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强力工具;四是使我们找到了一个重塑政府流程的工具,为建设无缝隙政府提供了保障。虽然CAF是当今国际上最先进的绩效管理工具,但由于其复杂性使其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全面推行面临一定的困难,同时在提高第三方评估的质量以及CAF与绩效考核明确各自定位,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共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还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

基于行业工资的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鉴于工资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是提升工资收入。虽然就业者平均工资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超过人均GDP增长速度,但总体来看中国的GDP中用于进行工资分配的比例仍偏低。本文应用变异系数计算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城镇行业工资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整体变化趋势。对比中美行业工资差异的程度,可以发现中国行业工资差异虽不算严重,但值得警惕的是行业级差大且有超过六成就业者的工资低于平均工资,而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劳动报酬过低,尤其是劳动强度大、就业比重高的几个行业劳动报酬严重偏低。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社区治理创新——以深圳市NY社区治安治理为例

城中村社区普遍面临的治安难题源于其治理困境,包括政府资源投入不足、治理主体水平较低、社区社会资本匮乏等。大数据技术作为"升维式"的创新手段,被引入深圳NY社区治安治理中,并对政府和社会主体进行了双向赋能,提升了治安效能,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从而破解了社区治安治理困境。由此,社区大数据技术治理创新应注重以治理需求为导向、充分整合拓展资源,同时积极推进技术对社会主体的赋能,实现政府—社会—技术三要素的充分互动。

全球标杆城市:理论阐释与愿景展望

建设全球标杆城市是中国新时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定,必将对深圳乃至国家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相关理论尚不成熟。总结全球城市研究的演进路程的基础,可知全球城市和全球顶级城市具备六大特征。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应体现深圳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标杆城市的定义是:源于深圳实践,具备全球顶级城市的一般特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适应未来城市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全球城市典范。最后,前瞻性地展望2050全球标杆城市的蓝图并提出建设全球标杆的愿景与分阶段目标。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省思

社会资本包含信任、互惠性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要素,为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与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撑。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处置中,社会资本相对短缺,未能充分发挥疫情处置"感应器"和"助推器"的作用,但同时又在诸多领域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成为疫情处置不可或缺的力量。社会资本整体存量的相对短缺和局部的力量突显,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以防止社会自治的消解,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培育的中国路径,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以提升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水平。

慎重探讨重大突发事件的教训:以深圳“12·20”滑坡事故为例

对重大突发事件教训的研究,贵在基本概念清晰、基本事实准确和理论总结科学。《叠加型风险下整合型应急预警联动机制缺失问题研究——"12·20"深圳特别重大滑坡事故的教训》一文却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原因一是没有对数据、资料、信息进行廓清和科学地推演,造成了有效知识供给不足和理论思考严谨不够;二是一些学者急功近利,为抢时效、片面求快,在调查工作刚启动、原因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将媒体发布的信息甚至爆料加工成"论文"发声。

疫情防控中的“短缺链”及深圳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阶段性的防护物资、生活物资,甚至学习物资"短缺"现象,分析其深层的成因,有助于吸取经验更好地做好防疫工作。研究认为防护物资"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短期内暴增的刚性需求与产能硬约束之间的矛盾;生活物资短缺主要与暂时存在未打通的各种障碍有关。派生需求物资短缺问题的出现是比较难预料的,但本次防疫中出现派生需求物资的紧俏,受政策因素影响居多。文章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的任务和使命下,深圳应从五个方面积极应对:以工业互联网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打好防疫战;以区块链技术解决防护物资监管问题,为食药监管探新路;以大数据辅助社会治理转型,为未来长期防疫准备;以决策科学化提升治理效能,全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发挥深圳高科技优势,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

提高领导干部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能力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和舆情的有效引导有助于事件本身的处置,然而由于对新媒体环境认识不足,更是忌讳公共事件报道可能产生负面传播效果,畏惧公众情绪和社会舆论,有的领导干部陷入媒体困境之中。如果固守传统媒体思维,消极对待突发事件危机舆情,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布有效信息和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就会破坏政府公信力,损害政府形象。因此,必须重塑新媒体思维,学习媒体运行规律,提升媒体运用能力,善用媒体以掌握话语主动权,坚持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原则,主动公开突发事件信息,精准回应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问题,才能切实引导危机舆情,做到化解媒体危机,转危为机,树立政府的正面形象。

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研究新进展

从时间维度上,当前人工智能尚未对就业形成大的冲击,但到了强人工智能时代,就业替代效应存在放大的风险;从技术进步看,AI的就业影响可能覆盖产业工人到企业管理人员等多类群体;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和制造业在获得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面临劳动力被挤出的趋势,而社交要求较低的服务业就业会被挤出,同时新增服务业就业机会也很多;新的就业模式及就业形态正不断冲击传统就业格局,也将引发出系列伦理、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从就业效应测度看,现有研究多显示AI的就业"替代效应"占主导因素,而对于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影响其替代程度不尽相同。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实证研究不足、聚焦制造业不足、跨领域合作不足等问题,未来从规律上寻求人工智能将带来的就业结构及就业形态的演进趋势方面的研究,有可能形成重大的基础理论突破。提前预判对就业趋势的意义重大。

美英等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效果评价及其启示

在新的阶段和新的全球视野下,以十年为周期,评判美英等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在实践方面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效,发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效果正在持续发酵中,在推动各国经济复苏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再度崛起,为中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几点启示:制造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产业更迭加速将加剧产业单一化的风险;技术+创新+需求成为推动产业革命的新动力;全球范围内制造业领域竞争加剧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如果不进行相应调整,在制造业国际竞争中将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

深港养老服务合作趋势及路径探索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深港两地面临不同的养老困境,推动两地积极寻求养老合作有效途径。以岭南文化为基础的深港两地在养老资源和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各具优势,养老服务合作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然性。深港两地应该抓住时代发展契机,在既往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全方位提升、推进深港跨境养老服务合作,协调两地养老政策理念,构建深港养老护理人员联合培养模式,搭建两地养老机构合作新平台,建立深港跨境养老医疗结算平台,促进跨境长者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合。最终实现两地养老互补共赢,达成构建和谐湾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