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出现,可视为一种新的制度产生,也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内化外部利润的结果。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制度生成的外部利润主要包括:抵押权实现后的收益及其分享、节约的交易费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制度安排满足了农民、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符合同意一致性原则,是一种新的帕累托改进。同时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法律风险、城乡土地制度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等约束条件的存在,导致效率的损失。要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发展,必须增加其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

“淘宝村”现象与温州网络经济发展——基于永嘉西岙“淘宝村”的案例研究及政策建议

永嘉西岙村是温州唯一的"淘宝村"。凭借当地教玩具集群的产业链、熟人圈、配套服务、线上与线下销售相结合等优势,"淘宝村"发展迅速。但产业发展软环境制约了电商企业扩张,还面临着江苏曹甸的激烈竞争和向山东临沂转移的潜在威胁。温州地方政府应鼓励网络经济发展,科学布局,培育品牌电商,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加快行业协会建设,增加公共服务投入。

民营经济发展与政府创新——温州民营企业演化过程的实证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变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改革过程冒着很高的政治风险。温州模式的成功探索表明,社会产出、政府收入和官员升迁的多目标激励构成了地方改革的重要动力。但是温州挂户经营、股份合作企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都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这些富有政治技巧的政府创新使得温州民营企业借助"公有制"载体得到政治保护,并迅速发展壮大。"戴红帽子"的曲线改革路径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下理性的选择,给温州经济发展赢得了先机,但是也给后期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留下了产权处置难题。中央正向鼓励改革创新的目标导向,将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强大动力。

围填海综合效益评价中土地基准价值的估算——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J工程为例

围填海已成为温州缓解土地资源不足的重要举措,对围填海综合效益进行准确评价凸显重要性。为准确评价围填海综合效益中的经济效益,测算围填海土地基准价值以确定围填海投入效率,以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J工程为例,以围填海新增土地的直接经济收益扣除围填海投入的机会成本来估算围填海土地基准价值。结果表明,J工程的单位土地基准价值大于实际投入,投入效率是经济的。本测算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性意见,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依据。

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产权问题的处置--以温州无居民海岛为例

2009年国家颁布了《海岛保护法》,宣布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作为一次重要的产权制度变革,也留下许多亟待处理的历史遗留产权问题,给今后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社会稳定留下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本着尊重历史、以人为本、和谐过渡、保持政策连续性和依法办事的原则,按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思路,在全面进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登记、摸清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产权问题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无居民海岛存在的几种历史遗留产权问题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参照土地征用方法适当补偿、进行市场评估适当补偿、允许继续使用或重新审批等处置方法。

海外侨团的竞选风波及展望—以温州海外侨团为例

为了争夺侨领头衔,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海外侨团换届选举中出现了内部纷争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也损害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整体形象。侨团纷争发生在海外,但根源在国内。在当前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如果地方政府稀缺资源配置的利益依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侨领头衔的争夺必将难以避免。侨领头衔的争夺正常化,与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融入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与国内利益关联程度成负相关关系。

江南海涂围填海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以苍南县为例

为实现龙港镇的战略布局大调整,苍南县于2003年开始实施江南海涂围垦工程,并以此为基础规划建设龙港新城。该工程尚处于投入期,但围填海产生的用地(用海),提供了重要的土地储备,是十分宝贵的战略性经济资源。为提高苍南县江南海涂围填海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应基础设施先行,新城旧城协同发展;科学规划,高品位建设;把握建设节奏,创新投融资机制,提高土地出让金返还比例;做好项目包装,强化招商引资,缩短土地闲置时间;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开发环境。

温州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乃至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将温州人口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联系起来,采取较长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探讨人口人力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程度及两者相关性。结果发现,人口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温州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较低,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只有出台有利于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措施,有效提升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使产业转型目标顺利实现。

避税行为对温州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而充足的现金流是企业研发投入的基础。在现金流不足以支撑潜在的企业研发时,企业往往会选择合理避税减少现金流出。选择2010—2017年温州20家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检验避税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合理避税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呈正相关;企业股权越集中,越能促使避税行为产生的现金流转变为企业研发投入。

科技金融理论的发展与温州科技金融的实践

金融与科技的互动与耦合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在当前金融环境下,温州中小企业通过自身探索,在科技金融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相比于温州中小企业对科技金融的蓬勃需求,仍显不足。为进一步促进温州科技金融的发展,应发挥政府推动企业科技金融发展方面的引导和保障作用,深化金融改革,鼓励企业创新融资方式,积极培育科技资本市场,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温州县级功能区投融资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温州县级功能区自成立以来,其投融资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各功能区投融资主体作用不突出,发展不平衡,资金来源和收入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还款压力大。为此,温州县级功能区投融资平台的建设,应编制投融资规划,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并根据建设项目属性,实行解包还原。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温州的个案研究

以温州为例,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温州开展以"三分三改"为核心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寻求整体性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外部利润使制度创新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制度变迁,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得合算。温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地方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赋予农村市场力量的成长空间和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破解,农村的市场力量逐步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此时地方政府职能应适时转变,承担起服务和协调的角色。

温州城市转型对传统动能影响的调查与分析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小城市的城市转型与传统动能之间的矛盾凸显。2016年以来,温州为加快城市转型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拆迁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对传统动能造成较大影响。对温州城市转型过程中拆迁企业较集中的11个街道的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拆迁后停产率较高,存活企业向周边就近搬迁,出现了"低散乱"的扩散现象;传统产业的创业热情、产业链运转受到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税收环境恶化。为促进城市转型与传统动能协调发展,应优化城市工业布局和拆迁时间表,完善拆迁配套措施,加强企业复产帮扶。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研究

从驱动力的视角,目前我国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可分为外驱式和内驱式两种模式。前者是政府主导,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是农民自主,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在主导力量、核心机制、入市类型、产权属性、优劣势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替代关系。未来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走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路径;要尽快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入市制度,合理分配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和流转的收益,培育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妥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新社区发展模式。

村落终结中的利益博弈和秩序重构——广化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案例研究

城中村改制是城市化的最后环节。在这村落共同体的最后晚餐中,合理的"分餐制度"是实现摩擦成本最小化的关键。作为市区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量化改革的试点村,广化村在改制过程中,各相关主体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利益矛盾的全面激发、利益关系的最终平衡,展示了城中村改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留下了村落传统规则和国家法律制度如何协同的难题。

产业集群中品牌生态的治理机制研究

结合品牌生态学理论与网络治理理论,构建了产业集群中品牌生态的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并选择温州鞋革行业协会为研究案例进行讨论。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中品牌生态的治理机制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即运作机制和社会机制。其研究结论为我国产业集聚区品牌生态治理提供参考。

农村发展中参与式治理的合作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博弈视角

从农村发展困境来看,参与式治理正呼吁着一种更为稳定多元的主体合作关系。参与式治理以其多元主体的分工分权实现发展效能的增强,然而相对复杂的群体结构引发了相对复杂的博弈关系。基于双层四方博弈模型,求解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第三方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纳什均衡,以此找到平衡多元主体关系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通过101个样本村参与主体的问卷调查数据论证模型结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在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博弈过程中,政府是主导策略选择者;村级组织提升参与积极性会增强农民与第三方组织的参与动力,有利于促进多元主体良好合作机制的形成;而最大化降低参与成本是促进村级组织、农民与第三方组织参与的有利因素;决策时尽量征求农民意见,积极维护农民与村级组织利益,并降低投资风险是第三方组织选择“投入”的最优策略。

农民资产托管融资制度创新的理论解析——基于浙江瓯海农民资产托管融资的案例研究

农民资产托管融资制度安排的形成,源于银行、农户和第三方中介等初级行动团体为获得外部收益的自发行为。而地方政府、村民委员会等次级行动团体的积极参与,使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潜在的外部利润成为可能。农民资产托管融资的制度安排满足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各利益集团在制度创新时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易于达成同意一致性,实现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帕累托改进”。地方政府应完善配套政策,提高新制度安排带来的预期收益,降低预期成本。

政府驱动“淘宝村”的自我成长机制研究——基于双案例对比分析

在中国"淘宝村"发展的实践中,部分农村囿于内生发展能力不足,政府取代农民成为推动"淘宝村"形成的主导力量,而由此导致的农民发展主体地位缺失问题,成为较多学者批判政府驱动模式的焦点。通过对政府驱动"淘宝村"不同模式(即政府推进模式与政府培育模式)的自我成长机制研究发现:两者均会向自发驱动模式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均会形成自我成长机制,农民发展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但其内在机理有所差异,自我成长机制形成速度不同,且各成长阶段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由此,政府驱动"淘宝村"自我发展机制的形成与农民发展主体地位的复位得到实践验证。政府驱动"淘宝村"模式长期发展仍然具有内生动力性,其中发展思维、学习能力、合作交流、内在组织等关键要素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资金互助会的规范发展——基于浙江侨乡花卉资金互助会现状分析

选择浙江侨乡花卉资金互助会为个案,对农村资金互助会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资金互助会会员地位平等,会员代表参加会员代表大会,享有一票表决权,但会员缺乏对理事长、经理等少数人的日常监督;互助会在会员内吸纳入会资金、互助金和投放互助金,并按约定方式向会员进行二次分配返还,发挥了会员之间的互助互惠的作用;互助会融资服务便捷,融资占用费相对较低;互助会通过建立准备金制度,实行资金投放限额管理制度,严格资金投放手续程序,建立内部稽核制度等方式防范风险。由于法律定位不明确、盈利空间比较小以及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等导致农村资金互助会制度效率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