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思考——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温州市坚持把政法队伍建设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队伍管理制度日臻完善,政法机关凝聚力不断增强,政法干部队伍形象明显好转。但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温州市政法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理念,不断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正视警力不足、警心不稳的难题,不断改善政法干警工作环境;要抓住社会管理创新的契机,创造有利于政法队伍建设的社会环境;要始终以群众满意为导向,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要坚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深入推进政法文化建设。

温州市盗抢犯罪现状调查与防控对策研究

盗窃、抢劫和抢夺犯罪历来是政法机关特别是公安部门打击和防控的重点,于今更是平安和谐建设的热点和难点。温州市盗抢案件总量巨大,盗抢呈多样化、职业化、暴力化、流窜化、系列化、智能化等特点。当前盗抢犯罪高发的原因,除客观上社会财富空前丰富外,贫富差距、社会公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诱发了盗抢案件的发生。温州市更有独自的市情因素,如重商文化、民营经济发达等因素在内。防控对策:要调整公共政策,走社会化防范之路,加强预防和打击工作。

完善社会组织扶持培育机制的思考——源于温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之调研

温州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温州政府高度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为其发展创建了较好的条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针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要通过完善人才培养规划,提升社会组织人才吸纳魅力;建立多形式融资渠道,提升社会组织资金筹集能力;采取商业经营模式,提升社会组织品牌知名程度;形成利益链圈,构建社会组织多元发展格局等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扶持培育机制,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日益充足的发展空间,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接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强化政治引领 夯实基层基础 深入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于温州市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

政治引领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决定性、根本性作用,要强化党政引领、彰显政治本色,回应现实变化、突出时代特色,坚守群众路线、展现服务亮色。近年来,温州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从源头破解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体制性问题,平安温州建设再创新局面。从温州市的探索实践看,深入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推动多元参与,优化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的力量构成;要夯实基层根基,发挥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的功能优势;要稳固安全屏障,做好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防范;要强化政治引领的倡导作用、整合作用、协调作用,坚定政治引领市域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

“平安三率”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的调查研究——以温州市2016年“平安三率”模拟测评为例

"平安三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平安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省对市、县(市、区)平安建设考核的重要因素。分析模拟测评的调查数据可知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温州市"平安三率"的主要因素。应加强突出问题治理、重点地区整治、公共安全信息公开、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工作宣传和网络治理、重点群体的宣传动员、公共安全心理干预、修复和扩大平安建设群众参与面,全面改善客观安全环境和主观安全环境,真正提高温州市的"平安三率"。

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建设的思考──以温州市为例

近年来,法治温州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形势下法治温州建设面临新要求。深化法治温州建设应以完善机制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强化工作保障;以重启"较大的市"申请为契机,进一步助推地方法治建设;以打造法治政府为目的,进一步落实依法行政工作;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为手段,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为关键,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基于市域统筹的基层精密智治——以温州市的探索实践为例

针对基层精密智治存在的平台封闭、数据壁垒、共享障碍,机制不全、运行不力、指挥不畅,数据滞后、信息被动、响应乏力,重复建设、系统交叉、资源浪费等问题,温州市通过建设社会治理基础数据库、打通数据壁垒、建立数据资源超市、完善风险标签体系、推进数据创新应用,打造基层精密智治的数据大脑;探索实践"1+4+5+N"模式,搭建基层精密智治的指挥架构;以"网状应用"实现重点人员精准管理服务,打造用"码"管理服务智能化体系,创新开放式小区(村居)智控新模式,推进"智安小区"拓面提质,打造"智安单位"共创格局,提升基层治理平台精细化管控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拓展基层精密智治的场景单元。从温州市的探索实践看,实现基层精密智治,数据共享是前提,科学技术是手段,公共服务是目标,数据安全是底线。

当前经济形势对社会稳定影响的思考——以温州市为例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不少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在用工成本增加、借贷渠道不畅情况下举步维艰,每况愈下。在温州,2011年出现了企业破产倒闭潮,个别企业主"跑路",有的甚至跳楼自杀。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维稳?温州的做法是:党委政府精心组织,方方面面合力维稳;强化预测预警工作,全力抓好应急处置;严打与防控相结合,预防减少极端案事件;依法保护企业恢复生产,严厉查处恶意欠薪行为;对问题企业分类制定解决方案。

智能化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模式——基于温州智慧治理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温州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和治理的智能化实践,解决了一批瓶颈问题,取得了相应体制机制突破,实现了治理能力提升,也加速了新时代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基于智慧治理的内涵辨析和现实问题,温州从5个方面进行整体谋划并付诸实践:一是以四级体系构建温州智慧治理的垂直结构;二是以数据为王架设温州智慧治理的横向网络;三是以立体防控打造温州智慧治理的治安板块;四是以精细管理落实温州智慧治理的主要应用;五是以以人为本推进温州智慧治理的服务改革。温州智慧治理有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从分散建设到融合共享转变,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二是从依靠直觉与经验向依靠数据决策转变,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三是从他律到自律转变,进一步重塑社会秩序。

影响稳定的社会不良心理及对策分析

当今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机制已经受到实质性损害,贫富差距悬殊、阶层流动凝固、社会就业困难,流动人口承受不公正对待,政府形象不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不良心理滋生蔓延,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要从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入手,根治社会问题,保障社会公正,引导社会心理,从根本上维护和谐稳定。

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形成——以浙江省永嘉县为例

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社会财富资源的集聚,急剧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农村传统社会控制的弱化,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成了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据报道,在浙江,2008年全省依法查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职务犯罪403件,40%是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案件涉及土地出让金、救济款、道路建设费等问题。在西安,2004—2009年,检察机关查处的128名'村官'职务犯罪中,在土地征用、农村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中被查办的'村官'有86人,占查办案件的67.2%。在广东,2011年9月21日,400多名村民因为村干部在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上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化上访,并引发了聚集、打砸、毁坏周边企业财物,冲击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的群体性事件。2007—2011年,温州市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及职务行为的犯罪共158件267人,温州市纪委共查办村干部贪污贿赂违法违纪案件262件,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农村集体资源开发、土地补偿款、扶贫资金使用以及工程项目发包承包领域。为什么农村社会的转型会频现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为什么在农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城郊地区易发生职务犯罪?哪些社会因素作用导致农村职务犯罪的高发?本文以浙江省永嘉县为例,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