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本研究构建了甘肃省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分析了2011—2021年甘肃省生态—经济—社会的耦合协调程度及演变趋势,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法分析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甘肃省生态综合指数起点最低,增速最快,其次为社会综合指数,增长最慢的是经济综合指数;(2)甘肃省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历了2011年轻度失调—2012年濒临失调—2013年勉强协调—2014年至2015年初级协调—2016年至2017年中级协调—2018年至2021年良好协调六个发展阶段,耦合协调水平提高主要是由生态环境改善引起的;(3)产业结构、科技水平、政府宏观政策是提升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第二产业占比、三废排放量、万元GDP能耗是制约协调度发展的约束因素。

2011-2021年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评价单元,耦合PSR模型和InVEST模型对2011-2021年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运用PSR模型和InVEST模型评价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非常相似,PSR模型在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方面更具优势,InVEST模型在刻画生态环境质量分异方面更精细,两种方法具有优势互补、相互验证的功效。从时间格局来看,2011-2021年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经历了从较差-一般-良-优的持续向好转变过程,生境质量指数也逐年提高。1)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减少。2)人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得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显著。从空间格局来看,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生态压力大于农业型城市。基于PSR模型和InVEST模型计算的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和生境质量都是自南向北逐渐降低。甘肃省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叠加的体现,也是生态环境演变的内在机理。

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协调性--基于甘肃省文化资本测度与优化的视角

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应重点研究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优化问题,但其前提条件是弄清楚文化资本的测度问题。测度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优化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本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甘肃省市州层面横向截面数据与全省层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主要解决文化资本指数(存量水平)的构建,具体包括2017年甘肃省市州层面文化资本指数的构建和2011-2017年甘肃全省层面文化资本指数的构建;规范分析主要解决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具体包括甘肃省市州层面2017年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2011-2017年甘肃全省层面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论文遵循上述逻辑分析思路,旨在破解像甘肃这样经济欠发达而文化资源富集的西部省份共同面临的“富文化”而“穷经济”以及“富文化资源”而“穷文化资本”悖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道德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其分解

在国内率先提出道德基尼系数的概念,还运用专属的中国社会道德现状调查数据(SCSCSM)测算出当前我国道德基尼系数的大小,并运用科学严谨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分解。依据分解结果,得出两点研究结论:一是在国内率先提出当前我国的道德基尼系数远远高于0.445,已经超过警戒线;二是从分解的结果看,所有的变量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道德水平差距,而从贡献大小来看,婚姻和职业变量的贡献率合计超过一半,被调查者父母的孩子数量、订阅报纸份数变量与有无娱乐活动场所、月收入水平、性别和有无手机等变量的贡献率基本相当,各占1/5强。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即我国政府面临既要如何提升道德水平,又要如何缩小道德水平个体差距异常艰巨的"双重任务"。

关于扶贫车间十个问题的思考

为了确保扶贫车间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阔步前行,本文从扶贫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入手,对扶贫车间这一经济现象进行深度剖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扶贫车间并非新经济现象;产业分工是透视扶贫车间的“大视野”,产品内分工是剖析扶贫车间的“小切口”;扶贫车间既需要从承接产业转移的角度进行战略谋划,也需要从承接产品转移与工序转移的角度进行精准定位;扶贫车间是贫困地区贯彻落实“非产业链招商”理念的重要载体与实现形式;扶贫车间对支撑其背后的企业(集团)提出更高的要求;扶贫车间近乎工作中心;扶贫车间集中生产还是分散生产,关键是取决于不同生产模式的成本高低;扶贫车间的经营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扶贫车间的运营,既不能过于依赖政府,也不能过于贬低市场的作用;扶贫车间生产本身未必符合规模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