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构建福建省促进消费长效机制研究

当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综合福建居民消费总体规模、增速和消费倾向,全省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稳步回升,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消费模式和业态加速创新。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福建居民消费需求仍有增长空间,全省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同时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信心和活力都有较大提升。但收入不均衡、消费市场规模偏小、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制约了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为此,建议加强消费支撑体系,推动消费绿色化、数字化,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潮流,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统筹布局多级消费中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福建省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研究

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是福建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通过分析福建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现状,剖析当前存在的堵点,本文提出福建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应以枢纽节点为抓手、以产业融合为方向,打造畅通的双循环大通道、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流通产业体系。

福建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测度分析与提升策略

福建省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服务贸易一直落后于货物贸易,与沿海发达省份也存在一定差距。基于近年来福建、广东、浙江服务贸易相关数据,运用TC指数、RCA指数和CA指数对三省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服务贸易在总体规模和内部结构上与广东、浙江差距较大,总体处于竞争力弱的比较劣势状态;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亟待提升,还处在培育成长期。最后,结合制约因素和当前服务贸易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提升福建省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数字化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生态产业数字化是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生态产品经营效率、拓展生态产品市场边界和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本文基于数字化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基础数据支撑比较薄弱、环境权益市场发育不均衡、产业链数字化运营能力较低、数字化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的现实挑战,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强系统谋划,夯实数字底座,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和健全数字化保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质增效。

福建省农村电商扶贫效应研究--基于电商示范县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19年福建省县(市)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设立电商示范县的扶贫效应。研究发现,电商示范县的设立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调节因素分析表明,在农户技能水平高、特色农产品种类多、农户参与合作社程度高的县(市),设立电商示范县的扶贫效应更明显。扩展分析发现,一方面,随着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分布低端向高端演变,设立电商示范县的扶贫效应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电商示范县的设立还对邻近非电商示范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鉴于设立电商示范县有助于农民脱贫,应持续推进电商示范县的建设,健全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体系,打造农村特色电商产品,增强农民合作社服务带动能力。

生态补偿、心理认知与湿地保护行为意愿研究——以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为例

本文基于陕西朱鹮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928份有效农户数据,在传统计划行为理论中加入了生态补偿政策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如何通过影响心理因素进而增强周边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和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通过增强其湿地保护意愿,进而间接正向影响农户保护行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影响程度分别为0.071、0.066;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湿地保护意愿有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影响程度为0.181,说明生态补偿政策对湿地保护行为的直接激励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和强化生态意识激发农户湿地保护意愿和行为,进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相关部门应对补偿水田进行跟踪调查,建立水田保护评价和奖励机制,同时为农户提供更多参与湿地保护活动的机会和绿色农业生产的指导。

企业投入数字化的污染减排效应——基于ICT产品进口的视角

ICT产品进口作为企业投入数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为企业污染减排提供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2—2012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识别ICT产品进口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结果显示,ICT产品进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产出规模增长,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此外,ICT产品进口对大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未来可通过鼓励和扩大ICT产品进口、推动ICT产品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拓展ICT产品应用场景等途径,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污染减排协同发展。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制造业服务化效应的形成机制与实现策略

当前服务化成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路径和研究热点。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剖析制造业服务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提出制造业服务化正向效应的实现策略。总结制造业服务化效应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从价值增值、生产效率和组织能力、知识溢出效应、市场风险、服务化战略与需求匹配等方面分析服务化效应的形成机制,提炼出影响服务化效应的内外部因素。最后,从匹配服务化战略与服务需求、以数字化和模块化深化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营造良好的服务化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发挥服务化正向效应的实现策略,对未来服务化效应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研究

逆全球化行为会限制资本品和资金的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各国发起的逆全球化冲击可以波及到本国企业的投资。在构造各国逆全球化指数的基础上,结合2008—2017年全球82个国家7 810家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会显著抑制本国企业的投资水平;逆全球化通过减少资本品进口和抑制外资流入来抑制本国企业的投资;发起国的收入水平越高或企业经营绩效越差,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抑制作用越明显。要继续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进一步提高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通过实施进口贴息、优化投资环境等政策,促进企业进口资本品以及引进国外资本。

现代城市系统治水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以福州内河整治为例

治水兴水是维护城市有机生命体的内在要求。为顺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城市水治理机制变革应遵循“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全域化、治理手段集成化和治理模式精细化”的基本方向,推动传统碎片化治理机制向现代网络化系统治理机制转型。这些年福州市以内河整治为突破口持续推进机制创新,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网络结构,探索全域化全要素治水新模式,发挥科技赋能提升水务管理智慧化水平,打造系统治水的福州样板,其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尤其是“山水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倾向得分匹配的基础上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外贸易保护措施显著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就业增速;国外贸易保护措施通过抑制企业出口增长和倒逼企业技术升级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就业增速;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对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的企业、本土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就业增长的抑制效应较小;本地含量要求、政府采购和补贴措施这3类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中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就业增长的抑制效应更大。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应对国外贸易保护壁垒、稳定就业提供有益参考。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

服务业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通过拓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服务业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开放具有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企业的生产率越低或产品的企业内等级越低,服务业开放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越明显;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增进服务业开放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在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同时,还要完善营商环境,促使服务业开放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提升是否促进了区域价值链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价值链合作是沿线国家化解逆全球化危机、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有效途径,而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为沿线的价值链合作提供重要支撑。文章采用2000-2015年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影响。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在区域内的价值链合作,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直接投资推动区域价值链合作,其中降低贸易成本是更重要的传导渠道。(3)自由贸易协定中非关税议题和"WTO-X"议题深度的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更强;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促进效应在初始区域价值链合作程度高、地理和文化差异小的沿线国家之间更强。(4)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在推动缔约国的增加值向区域外流动的同时,不会抑制缔约国一方同非缔约国在区域内的价值链合作。因此,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建立更高标准的FTAs,利用FTAs深度提升对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和包容性,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机制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流域系统是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有机体。促进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是新时代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近年来,我国将长江流域列为全国七大江河流域开展协同治理的先行样本,长江流域治理的纵向责任分担机制日渐明晰,流域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绿色增长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流域绿色福利供给的社会成本共担机制基本形成。然而,从流域系统协同共生发展的要求看,存在着省(部)际横向协同联动力度不足、基于市场手段的协同政策工具效果不佳以及流域系统多元共生界面规划协调性差等突出问题。为此,要建立流域省(部)际有效协同的组织载体,优化流域经济与环境协同的政策工具,提升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能力。

上游行业贸易保护如何影响本国就业

在全球垂直供应链下,各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可能波及到本国下游行业的就业。文章通过拓展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上游行业贸易保护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差异化特征,随后利用2009~2014年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库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第一,上游行业贸易保护对本国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控制住内生性问题和重新测度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提高中间品购进成本是上游行业贸易保护抑制本国就业的重要渠道;第三,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或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上游行业贸易保护对本国就业的抑制效应更明显。拓展分析发现,一方面,在各类贸易保护措施中,上游行业的关税措施对本国就业的抑制作用最大;另一方面,随着实施国收入水平的下降或被影响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上游行业贸易保护对本国就业的抑制效应增强。

对华反倾销如何影响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考察了对华反倾销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显著提升了企业就业技能结构,该效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明显,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可以强化这一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对华反倾销通过强化融资约束促使企业减少非技术人员进而被动优化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尽管总体上对华反倾销未对技术人员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华反倾销引致的融资约束通过抑制企业研发降低了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