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谲的即”与圆善

"诡谲的即"是牟宗三先生解决康德圆善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杨泽波先生将德福"诡谲的即"解释为德福辩证的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实际上,德福"诡谲的即"是德福之间一种奇妙的相即不离关系,这种奇妙性体现为"一切存在随着成德者对存在态度的改变而转的很如意"。牟宗三先生以此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幸福观,即福随德转的幸福观,开辟了一条解决圆善问题的新思路。

从性善之“性”的双重内涵看孟子“性善论”

孟子言性善之"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具有的先天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为善的能力之性,二是具有后天性、无定性和差异性的仁义礼智之性。为善的能力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层面而言的性,仁义礼智之性则是现实落实层面而言的性。性善之"性"的双重内涵决定了"性善论"有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出发而言的性善立本论和从仁义礼智之性出发而言的性善存养论的双重内涵。

从性命之分看孟子性善

孟子言性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顺随众人言性而言性,性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孟子自己对性的全新的理解与规定,即认为性不仅应当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而且还应当有能力真正实现它。孟子性命之分在于:既是本能又能真正实现的是性,是本能但无法真正实现的是命。如此规定,仁义礼智就是性,耳目之欲就不是性而是命,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言性善的。

从善的内涵论孟子性善

孟子言善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具体经验事实层面而言的"善行";另一则是从内在根源层面而言的"善根"。孟子言性和善的内涵是一致的,与善相应,孟子言性也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落实为具体事相层面的仁义礼智之性,另一则是能够成就仁义礼智之性的为善的能力之性。孟子言性和善所具有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决定了孟子性善也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和"善根"出发而言的性善立本论,为成就道德奠立可靠的根基;二是从仁义礼智之性和"善行"出发而言的性善存养论,解决现实道德的养成。

心性之“才”的双重内涵与孟子性善

孟子一方面在先天的、相同的、普遍的和稳定的意义上使用心性之"才",另一方面也在不稳定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后天存养的意义上使用心性之"才";前者的使用说明心性之"才"是为善的能力之材质,而后者的使用却说明心性之"才"又是仁义礼智之材质。为善的能力之"才"说明人具有为善的能力之性,指明每个人皆具有先天的成就道德的根基,这是孟子的性善立本论;仁义礼智之"才"说明人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但仁义礼智之性需经后天的存养才能达成,这是孟子的性善存养论。

孟子性善的内在邏輯

孟子性善是由邏輯前提、邏輯展開、邏輯結構和邏輯完成構成的思想體系。其中,孟子區分耳目之欲與仁義禮智之性,視耳目之欲爲命、視仁義禮智爲性,是孟子性善的邏輯前提。孟子性善之性有根據層面的能仁義禮智之性和落實層面的仁義禮智之性,善亦有根據層面的"善根"和落實層面的"善行",是孟子性善的邏輯展開。由能仁義禮智之性、"善根"構成的性善立本,以及由仁義禮智之性、"善行"構成的性善存養,是孟子性善的邏輯結構。由"存心養性"而達"盡心知性",由"盡心知性"貫通性善立本與性善存養,是孟子性善的邏輯完成。

仁爱、兼爱、博爱的普遍性考察

仁爱是基于血缘亲情的爱,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给予所有的人以不同程度的爱。仁爱既讲尊重和友爱又讲孝慈,爱的内容是普遍的;尊重和友爱所有的人是仁爱爱的对象普遍性的一面,而孝慈亲人则是仁爱爱的对象特殊性的一面;仁爱如此爱人,爱的主体是普遍的。兼爱孝慈天下人,是将血缘亲情的爱普遍化。兼爱讲孝慈,爱的内容是普遍的;兼爱孝慈天下人,爱的对象是普遍的;但人很难做到孝慈天下人,兼爱爱的主体无法普遍。博爱否定了血缘亲情,只讲尊重和友爱所有的人。博爱抽离了爱的内容的丰富性,爱的内容是抽象单一的;博爱以此爱所有的人,爱的对象是普遍的;尊重和友爱所有的人,人人都能够做到,博爱爱的主体也是普遍的。

新时期党史文化及其建设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党建工作的不断完善,新时期的党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了关键的内容。本文将主要对党史文化的概念,具体的功能以及党史的内涵,特征等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再对党史文化建设的实现途径,党史文化的具体发展、深入的探究进行详细得分析,这对于积极建设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关键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建设我国文化强国的重要方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力弘扬党史文化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多少的磨难的洗礼,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共产党的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党历史文化和内涵底蕴。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是现今社会仍然要大力弘扬党史文化,让新一代的青年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懂得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艰辛与不易,显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在。

论反腐败的社会心理环境建设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反腐败工作应重视其社会心理环境建设。调查发现,由公众对反腐败的心理满意度、参与度和预期度构成的社会心理环境,目前难以有力支持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应采取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反腐败的意识和能力;完善群众反腐机制,维护公众反腐败积极性;拓宽群众反腐渠道,提升公众反腐败的心理参与度;严厉查处腐败案件,改善公众反腐败心理预期度等策略来优化公众反腐败心态,为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当下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制约中国法治建设推进的主要原因。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需要转变传统的生存方式,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与法治精神相一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传统重德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开出现代法治精神。为此,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学习西方的法哲学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建立法哲学。

从孟子对“四心”的论述看性善

孟子对"四心"有两种论述:一方面孟子指出"‘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另一方面孟子又认为"‘四心’是仁义礼智"。孟子的这两种论述揭示了"四心"具有双重内涵:"‘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端"作"端源"解,"四心"即是仁义礼智的根基;而"‘四心’是仁义礼智"则是落实、显现的"是","四心"需要经过后天的扩充、存养才是仁义礼智。孟子以心言性,"四心"的双重内涵表明性善也具有双重内涵:"四心"是仁义礼智的根基表明人具有成就道德的根基,这是性善立本论;"四心"需要扩充、存养落实为仁义礼智,这是性善存养论。

再释孟告之辩

孟、告二人围绕"仁义是如何形成的?"、"人性是否是善的?"、"人有没有定性?"、"人的定性究竟是什么?"、"人性是不是只有生的定性?"等问题展开了"性犹杞柳"、"性犹湍水"、"生之谓性"、"义内还是义外"的论辩。在论辩过程中,告子充分表达了他的"性无善无不善"、义外的思想观点,而孟子则充分表达了他的"性善"、义内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