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中华》看中央苏区的卫生工作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该报刊登了大量的有关苏区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文章,这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央苏区卫生工作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较全面系统的反映了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卫生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新史料表明:召开此次全会及提交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候选名单,系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2月提出;全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亦为共产国际所起草。在福建事变中,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不成功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博古、李德等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主要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赣水苍茫苏区行——记党史学家石仲泉与弘扬赣南党史

为了研究和宣传好中央苏区的历史,充分发挥赣南党史资源的优势,近几年来,赣南加大了中央苏区历史研究宣传的力度.从2001年起,我们连续与中央党史等部门联合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聚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史专家学者对其历史价值,特别是苏区精神进行再认识,作新的挖掘.2001年11月,石仲泉至瑞金出席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这是他首次来到赣南.这次研讨会后,石仲泉对赣南10个县（市、区）党史作实地考察,走遍了大半个赣南,所见所闻,感慨万端.这次考察使石仲泉对深入党史研究形成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这既可以丰富党史的内涵,也有助于深化党史问题的认识,包括校正一些史实.他先后五“走”中央苏区,实地考察了赣州市（赣南）的18个县（市、区）、吉安市的4个县（区）、抚州市的8个县（区）,福建省龙岩市的6个县（区）、三明市的5个县,这样,大体上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的主要版图基本上作了一番体验.石仲泉这几年在赣南考察、参加研讨会,使他对赣南和中央苏区的历史及苏区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八一精神”与苏区精神比较略论

"八一精神"是苏区精神的先导、前驱,苏区精神是"八一精神"的延伸、发展。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是二者的基石;勇于创造的开拓意识是二者的实质。同时它们又各具特色,敢于斗争是"八一精神"最显著的特征,而苏区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则集中体现了苏区干部的精神风貌和党的优良作风。

论中央苏区与西北苏区

中央苏区和西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两块非常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它们之间既有着显著的区别,又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形成以及党的局部执政的重要实践地,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中央苏区时期的党报党刊与党的建设——以《红色中华》、《斗争》为例

中央苏区时期的党报党刊,激励了苏区军民参加政治和军事斗争,活跃了思想文化阵地,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和指导作用,对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党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对中央苏区时期党报党刊与机关党的建设的历史研究,巩固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于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苏区区域范围考察

考察和认定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应遵循六个原则:一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历史全过程;二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各时期涉及的所有区域;三是应当依据当年党、政、军的隶属关系;四是应当区分全红县、苏区县、部分范围县和游击区县等不同层次;五是应当以现在县(区、市)行政区划为单位去认定;六是应当认定"苏区县"和"中央苏区县"的区别和交叉。依据上述六项原则,现可认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4省共有85个县(区、市)属于原中央苏区范围。

宁都会议背景再研究

宁都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自第三次反"围剿"结束至宁都会议召开前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共苏区中央局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成员,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进攻路线",始终在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宁都会议的召开,是这一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毛泽东长冈、才溪乡调查史实辨析

1933年11月,毛泽东进行了长冈、才溪乡调查。毛泽东为什么要作这两个调查,调查经过情形及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等,史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有两个问题似乎还需深入探讨:一是毛泽东作长冈、才溪乡调查的直接动因和目的是什么?二是毛泽东作这两个调查的时间、地点和实际经过情形如何?笔者仅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此作些探讨。

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九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2020年9月28日至29日,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光明日报社、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委主办,赣州市委宣传部、赣州市委党史办和寻乌县委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寻乌调查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江西省寻乌县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各级领导70余人,围绕"弘扬唯实求真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革命精神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同样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不朽史诗,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历史丰碑。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孕育出红军游击队豪气入云的革命精神,这就是:革命信念坚定不移的精神;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精神;视人民为亲生父母的精神;生为革命死不哭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

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彭德怀等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严厉批评。5月3日,博古、李德、朱德等回到瑞金。随后,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广昌战役失败教训,张闻天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①,认为广昌会战的直接指挥者应对失败负责。红军反'围剿'作战一次次失败,苏区土地不断丧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