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长春市公务员执行力的建议与对策

在对长春市公务员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对长春市公务员执行力现状进行了评估,分析了公务员执行不力的原因,提出了提升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及建议。

我国社会风险抵御机制建设的结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使中国社会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风险问题不断凸显,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隐患和严峻挑战.我国体制转型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呼唤当代社会迅速建构一种安全、有效、迅速和覆盖全社会的国家风险治理机制,这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一项全局性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社会诚信建设路径浅探

加强我国社会诚信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在我国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要重视探索并遵循自己的文化路径,注意消除社会生活中拉关系、走后门诸多"潜规则"的消极影响,着力构建社会诚信建设的社会路径和个体路径,着力构建社会体制、群体契约、个体道德修养等方面的保障机制。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这一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为此,共建共享和谐社会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注重在广大民众中培育平等宽容的和谐文化精神;让公平正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以实际行动更好地维护和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

科学实施政治参与制 提高党的决策和管理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具体地说,要规范和强化民主选举,适时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增强选举的竞争性;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反映社情民意;要建立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激发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要加强民主监督,有效制约公共权力以及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政策调整研究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发展阶段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历史过程及利弊得失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曲折发展原因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历史经验研究;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科学体系研究;关于新世纪新阶段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研究等七个方面。研究呈现出视角愈加宽广,选题愈加精细具体的新特点。其不足之处是对党在各个时期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及成效的研究较少,"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严重教训研究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上,政策阐释性色彩浓厚,理论与方法单一,创新性不足。

宪政制度的本质、价值和实践意义

宪政以宪法为基础,它的本质是限制国家权力,并以民主为前提条件;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宪政与法治、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实现的最可靠支撑是社会主义观念文化。加强宪政制度建设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要求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都应自觉地树立宪法意识,培育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学习宪法、尊重宪法,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这是我国宪政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

新时期女性的心理成长与心理建设

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女性面临着心理成长和心理建设的重大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看待和衡量男性和女性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或者是双重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行为特征是不同的或者是双重的;女性会感悟到工作取向和人际取向的双重生活使命;女性承载着事业和家庭双重的心理压力重负;女性具有追求成就和回避成就的双重成就心理动机。

对公平和效率的再认识

公平和效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在理论上有待于商榷。凡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强调效率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市场经济不需要再强调效率是不是优先的问题。社会主义绝对不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中,把公平放在被“兼顾”的位置。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既应当高度关注和解决效率问题,同时也应当高度关注和解决公平问题,使公平和效率原则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始终。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方略与对策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关系执政党建设的全局,必须从国情出发,面向未来,规划和设计改革方案,加快推进依法执政、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党的纪检领导体制、党代会常任制度、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体制、政党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论构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要保证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规范、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必须构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新进展(2002～2004年)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辞书等近600部，发表学术论文980多篇。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论文480多篇，经济方面的280多篇，文化方面的100多篇，外交方面的70多篇，军事方面的20多篇，其他方面的30多篇。200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掀起了学者研究国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在诸多著作中，有些是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如金春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第二版），魏宏运主编的《国史纪事本末》（共七卷），郭德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共五卷），李德生、吴阶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田居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等；有些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国史的专门研究，如关志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探索（1956-1966）），李安增、王立胜的（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余晶淼的《十六大以后的中国》，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张红宇的《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徐庆全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翟文亮的《中国对外工作概况（2001-2003）》等；有些是在党史研究中涉及国史问题，如张静如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龚育之的《党史札记二集》，谢远学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赵凌云的《中共党史评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1978．12～2002．5）》等；有些是领袖传记，如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邓小平自述》，冷溶、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等。综观这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全貌，国史研究工作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在原有研究方向与成果的基础上，突出研究了国史的重点问题和是非判断标准等学科理论问题，使国史研究呈现出理论观点愈加具有创见性、视角愈加新颖独特、选题愈加精细具体、领域愈加宽广的特点，在注重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不断推动共和国史的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实现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