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坚持教研与实践相贯通的三维思考

党校坚持教研与实践相贯通既是坚守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和落实实事求是校训的应有之义,更是彰显党校“两个不一般”属性的责任担当。从现实来看,党校教研所贯通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与党的中心任务相贯通,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与改革发展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相贯通,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贯通,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党校教研要真正做到与实践相贯通,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提出的“三点希望”为遵循,在真懂真信真知党的创新理论、提升“四个渠道”的质效度、健全教师与学员双向互动交流机制上想办法出实招。

环长株潭城市群中长沙经济辐射能力研究

运用断裂点模型测算2016—2021年长沙在环长株潭城市群中的经济辐射范围和辐射能力,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长沙经济辐射力的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回归,找出提升长沙经济辐射力的主体思路。结果显示:长沙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唯一的经济辐射源且辐射范围基本保持稳定,长沙对湘潭的辐射力最强并增长最快。正向影响长沙经济辐射力因素依次是消费水平差异、金融资本差异和公共文化服务差异;相反,旅游收入、信息通信技术、交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差异不利于最大化经济辐射力。基于此,需健全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推进长沙“三大中心”建设,有效弱化城市群内“三大差异”,强化国家自创区的示范辐射带动效应。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核心要义、实践模式和经验启示——基于湖南省部分村庄的调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集体产权关系明晰为核心特征、以股份合作为基本形式、以按生产要素分配为基本方式,实现了农村统分结合经营的有机平衡。基于湖南省若干个实践样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可归结为产业发展型、乡村旅游型、为农服务型和资源开发型等四种模式。这些实践样本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经验启示,即要充分运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建构“村社合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形成共享共富的集体收益分配机制和统筹用好中央、省、市一系列优惠政策。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或保护过度都会阻碍技术创新,因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只有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水平相适应,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利用2000-2009年我国内地28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坚定不移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阐述,构建省级层面的区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经测算,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从2012年的0.580提高至2022年的0.70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均衡性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当程度在过去10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湖南省内部四大板块的均衡度不断改善。但在省际比较视角下,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靠后位置,属于相对滞后型。对此,湖南省需要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资本投入,以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为依托构建经济地理动力系统,分阶段、因地制宜地促进省内区域协调发展。

关于长沙文化强市建设的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强市建设既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分析长沙文化强市建设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其文化强市建设的思路与对策:进一步做大文化园区,增强文化竞争力;进一步做强文化企业,提高文化生产力;进一步做精文化项目,强化文化承载力;进一步做优文化产品,扩大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做活文化市场,提升文化推动力;进一步做深文化融合,激活文化内驱力等。

加快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目前,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具备良好基础,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交通阻隔和"西文东市"的规划定位,以金融保险、总部经济、大型商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严重滞后,成为制约先导区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基于此,笔者通过对先导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实际调研,提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先导区集聚人气、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承载功能、打造产业发展优势的有效途径。

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联系及其网络结构演变研究

笔者运用修正引力模型测算2007年—2021年长株潭“3+5”城市群8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该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长株潭“3+5”城市群经济联系水平显著提高,长沙对城市群内其他7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均为强关系;整体网络密度由低水平跃升至高水平,且相对稳定;城市群内各城市度数中心性整体提升,长沙对城市群的辐射和外溢效应明显;城市群具有明显且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城市群凝聚子群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基本匹配。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长沙的核心地位,增强长株潭都市圈辐射带动能力,建立更加密集的内部循环联系,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时空演变研究

运用修正引力模型测算2007-2021年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该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环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联系水平显著提高,长沙对城市群内其余7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均转为强关系;整体网络密度由低水平跃升至高水平,且进入相对稳定的高经济联系水平阶段;城市群内各地级市度数中心度整体提升,长沙对城市群的辐射和外溢效应明显;城市群具有明显且稳定的核心-边缘结构;城市群凝聚子群与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基本匹配。基于研究结果,需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长沙的核心地位,增强长株潭都市圈辐射带动能力,建立更加紧密的内部循环联系,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促进还是阻碍?——强省会战略对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分析

构建综合首位度和协调发展指标体系测算2011—2021年长沙“强省会”水平和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强省会战略对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结果显示:人口规模的提升引致长沙综合首位度的变化,长沙的人口“虹吸效应”明显;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微弱增长态势,且呈现“前升后降”的阶段性差异;长沙综合首位度与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倒U形”非线性关系。基于研究结果,湖南要以长株潭都市圈为延展面,构建与人口规模相适配的城市系统;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要培育“反磁力”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我国区域竞合制度的演变及启示

我国区域竞合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前两种极端政治对抗为主的区域竞合;二是改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区域竞合;三是加入WTO后正在形成的以市场合作为主的区域竞合。一切竞合的必然结果是走向合作双赢或多赢,其中,政区政治及行政制度竞合是区域市场竞合的前提,区域市场竞合才是走向双赢或多赢的关键。

当前农村“三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探讨——以湖南省宁乡县为例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以后,农村"三资"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基层群众的重大关切。以湖南省宁乡县为例,通过实地走访和座谈调研,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目前宁乡县农村"三资"管理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投入产出水平定量研究

农业投入产出水平可从两方面进行衡量,一是农业投入产出的规模水平;二是农业投入产出的效益水平。灰色优势分析能够在排除主观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对农业投入产出水平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提升了评价体系的可信度。农业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的关联序分别表征了各评价指标在衡量农业投入产出水平时的代表性强弱。经测算,1982—2011年,中国农业投入产出规模指数总体上不断走高,但1995年以前主要依靠产出拉动,此后主要依靠投入拉动;农业投入产出效益指数先正后负且呈现"S"形波动,意味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已先后摆脱"高效益、低水平"和"高水平、低效益"的非良性状态,开始步入"高效益、高水平"的良性发展轨道。

后金融危机时期扩大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的难点与对策

一直以来,我国扩大内需的难点和重点都集中在农村消费领域,如何真正有效地激活7.1亿农民的消费需求,对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

论雷锋精神的内涵、特征及时代价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内涵,其精神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其中内在的先进性、浓厚的民族性以及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广阔的拓展性等都是雷锋精神;而雷锋精神不仅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促进市场的经济健康提供发展条件,还为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的世界提供广阔的视野等,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保障资金问题的主要症结与缓解对策

社会保障资金问题的主要症结有三:一是社会保障统计信息的严重失真、不完整、不及时;二是社会保障法规的严重滞后和不完善;三是其它社会福利救济事业体制改革滞后。缓解对策:根本对策是健全社保统计、完善社保制度、严肃社保法纪、发展经济、广开就业渠道;配套措施是要规范改制、加强和完善低保管理、多渠道大力发展其它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深化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

我们应从社会发展价值观和政府政策两大层面上来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纲要》和十六大报告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不同表述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