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人民”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为中心,把构成革命主体的社会各阶级的典型特征与其政治发展取向相结合,在实践中建构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人民"话语。党对"人民"话语的科学建构和准确运用,不仅为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实现政治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陕西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些经验,对陕西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实现新的跨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中共在1921—1949年建构“人民”话语的特点及意义

"人民"话语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建构这一话语时,一是注重"人民"话语的历史发展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赋予其不同的内涵;二是突出"人民"话语的阶级性,与"国民"等其他话语作了严格的区分;三是赋予"人民"话语以无上的价值向度;四是强调"人民"话语的真实性。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话语的科学建构和准确运用,不仅为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且也为实现政治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狠抓、严抓作风建设,成为作风建设的新亮点。主要体现在:整治作风问题,严字当头不手软;以上带下,率先垂范;标本兼治,向制度建设要长效;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持之以恒不松劲。通过3年的正风肃纪,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梳理总结这些新特点新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有机肥制用及其启示

为了应对中国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带来的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及食品安全问题,采用考察文献资料的方法,梳理中国古代有机肥制作和使用的经验,总结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有机肥具有可循环、无害环境的优点,但相对化肥,其提高产量的作用有限。因此,在农业用地质与量均有下降的情况下,要保证农业产量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使用有机肥与无机肥。

全媒体舆论场话语权的回归、分化与重振

全媒体传播模式下,信息繁荣伴随高度信息失真,共享平台催生信息茧房,议题设置泛化下正负效应叠加,打造众声喧哗的全媒体舆论图景。舆论与技术的高度耦合推动话语权全面回归,在舆论场力量格局的再分配中走向二次分化。话语权的"贫富分化"加剧舆论场间的对立,消解官方主流话语权威;话语权的非理性使用激化社会矛盾,蚕食社会公共信任资源。重振全媒体舆论场主流话语权,务必提高媒体公共性自觉意识,打造舆论场"有限的公共领域",探索分众化机制吸纳特殊群体,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精英。

挑战与应对:民国关中植树造林活动的缘起与成效

民国时期,在外敌入侵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国民政府掀起了开发建设西北的热潮。关中地区因为其重要的战略及经济地位成为民国植树造林活动开展的重点区域。陕西当局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成立相关机构、创办农林学校、制订法令章程、组织植树活动等,取得了优于他地的成效。这次植树造林活动,既是当局为应对政治困局采取的开发西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局因为生态环境恶化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视作环境与文明之间"挑战与应对"互动关系的实例。

论毛泽东“三位一体”反腐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毛泽东反腐思想是由教育反腐、制度反腐和民主监督反腐构成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通过教育反腐,织好源头防腐的"内网",加强党性修养,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通过制度反腐,织牢惩戒腐败的"电网",体现制度的权威性,促进制度的执行力,提高党和政府反腐的公信力;通过民主监督反腐,运用好反腐建设的"外网",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反腐积极性,监督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

中国共产党85年反腐倡廉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懈探索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反腐倡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党深入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形成了有关反腐败的一整套完整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累了反腐败斗争的丰富经验。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局的基本经验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困局的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我们避免经济困难局面出现和应对一切困难的基本立足点;全面的社会动员、充分的依靠群众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所在;解决重点问题和解决全局问题相结合是我们应对困难的基本方法;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并注重自身建设、勇于纠正错误是我们战胜困难的保证。

政治哲学视阈下的儒学人文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倡行人文理性的政治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其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借鉴儒学独特而有价值的文化内涵、道德伦理,有助于造就推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中流显砥柱,铁肩担道义——论陈云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拨乱反正”是中国共产党开拓历史新局面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政治工程。陈云同志是这项工程的坚定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在陈云同志的有力支持和领导下,“拨乱反正”工作得到了较为顺利的进行,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工作走向正轨奠定了基础。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和抵御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基本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立国之本;坚持科学发展观,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以经济发展求政治稳定;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增进民生幸福谋求民意支持;坚持从严治党,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以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执政合法性。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既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选择的结果。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识形态选择的主观性与话语实践的客观性相统一、话语反映权力的可能性与权力决定话语的必然性相统一,以及话语目标设定与话语实践语境的历时性差异,乃是这一话语的三个主要特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方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采用的基本方略是:在学习主体上,坚持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在学习方针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学习主题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基本方略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论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各种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虽然是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发生,但政治上的意义和影响非常显著。西安事变不仅化解了国内危机,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改良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认识轨迹和启示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加强和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八大”对这一问题的提出至今,历史已走过了48年,对于这48年间我党对代表大会常任制认识的发展轨迹学术界少有研究,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尝试性研究。这48年间党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八大到八大二次会议是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提出和初步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八大二次会议到十二大,是探索中断阶段。第三个阶段,十二大到十六大是在顾虑重重中局部试点阶段。第四个阶段,十六大至今是开始新一轮探索阶段。从这一认识发展轨迹中得出的启示是: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是党内民主政治发展以及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要把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相结合,并科学进行党内权力分制;要以与时俱进与科学务实的态度推进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分期初探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我们应该搞清的问题。在研究和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分期时,必须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进程两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分期的科学划分与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与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分不开的,即: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搞清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本依据;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和法宝;尊重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管理权生成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当代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及其经济独立的运营模式为媒体传播多样化政治观念和价值理念提供了条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及其建设环境日益复杂化。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实践,考察其意识形态管理权的生成脉络,凸显出当前党提高意识形态管理科学化水平,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