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红色资源在党校党性教育中的开发与利用——基于SWOT分析

韶关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为其在党性教育中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有效推进党性教育,采用SWOT分析法从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与挑战(Threat)等四个方面,对韶关红色资源在党性教育中开发与利用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发展策略。

韶关市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是韶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自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双转移"战略以来,韶关各地产业转移园区建设顺利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此同时也暴露招商引资缺乏统筹协调、融资方式单一、用地缺乏规划、对口转移效果不明显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加强全市园区招商引资工作的统筹协调;创新园区建设融资方式;提高园区规划的科学性;打造内源性产业集群和加强产业转移对口地区交流与合作相结合来,为实现韶关承接产业转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韶关地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述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三面红旗"。中共韶关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推行"三面红旗"过程中,虽然为韶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产生的失误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使韶关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挫折。

韶关市农村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研究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带领广大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对韶关市农村目前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客观分析,并对如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

实施“五大工程” 创新基层党建——以韶关市为个案考察

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韶关市委结合当地实际,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实施"五大工程",形成"集成创新",提升了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

韶关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相对于发达地区,韶关市作为广东省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韶关市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经营理念落后、治理结构不完善,金融机构数量少、实力弱,企业跟金融机构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就是造成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内外中小企业的融资经验并结合韶关本地实际来看,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深化金融改革,逐步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强化政府职能,努力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粤北山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考——以韶关仁化县为例

粤北山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集聚能力弱、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同时普遍存在城镇规划执行难度大、产业推动能力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融资渠道狭窄、公共服务水平不高、社会保障能力不强等问题。应通过强化规划先导、加速产城融合、完善城市功能、推动制度创新、拓宽吸引人才渠道等方面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五十年代中后期韶关地区“整风反右”始末

党的"八大"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波匈事件,党中央依据对当时国内国外局势的科学分析,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复杂局面。面对极少数右派向党进攻,党中央领导向右派分子的反击和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韶关在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也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并在斗争中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地方主义的运动,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给韶关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王亚南对《资本论》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基于《中国经济原论》的考察

《中国经济原论》是《资本论》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是王亚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立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处境,从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出发,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用以研究中国的可能,进而借鉴《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在研究实践中,王亚南基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殊性,揭示了它内在的本质和决定性因素,进而对《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丰富和拓展。王亚南的这一研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化中国”和“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效结合。

近十年红军长征过广东研究综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广东是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进行战略转移后经过的第一个省份,中央红军在广东粤北转战21天,取得了新田之战、城口之战、铜鼓岭阻击战、茶料阻击战等一系列胜利,打开了继续前进的通道,成功走向最后的胜利。留守红军在南方八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高举红旗不倒。随着党史教育的全面推动和历史资料的深入挖掘,红军长征过广东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12年至2022年出版发表了一批论文、研究资料和专著等,在红军长征过广东的历史背景、过程以及历史启示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

刑事和解制度分析

刑事和解的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它在降低了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了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其效益与效率均有不确定性。目前,我国移植这种制度尚不具备相应的理念基础、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合理成分进行借鉴与吸收。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阻力因素分析

在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中,各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规则,当生态环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而彼此间的职责又不明确时,会造成多元共治关系失效,给多元共治模式有效运行带来阻力。一般来说,构建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关键在于客观公正地分析各个阻力因素的来源和强弱。

从欲望的不知餍足到财富增殖的无止境——休谟经济哲学思想探析

欲望竟然是财富增殖的幕后推手。18世纪思想家休谟的这一观点可谓惊世骇俗,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进程。在哲学向度上,他把欲望界定为痛苦或快乐的情感体验,自私或慷慨的情感动机,并通过祛魅揭开了欲望的不知餍足的本性;在经济学向度上,他把欲望看成经济活动的根源:欲望是劳动的唯一动机,单个人的劳动产品无法满足欲望的多重性导致了交换,欲望无限与财富稀缺的对立,造成了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等等。然而,休谟彰显的欲望是自然性的欲望,从自然欲望的膨胀到社会财富的增殖之间存在断层。这种遗缺历史、物质维度的欲望致使休谟不能从根本上揭示欲望和财富之间的内在关联。但他从理论上对问题开启性的探讨,为斯密、马克思等后世思想家的理论创新预设了逻辑前提。

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地方政府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的重要方针;其进展情况对于能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作为宏观调控的执行者和微观经济指导者的地方政府,在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必须加快在思想观念、职能定位、考核指标设置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改革,进而顺利推进当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论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势能

势能是物理学概念,本意是指由于各物体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由各物体间相对位置决定的状态量。它是储存于一个系统内的能量,也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文章借用这一定义,从系统视角分析、审视当前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当务之急是健全完善四大支持系统,即:组织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环境系统以及评价系统,从而完善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势能建构。

关于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研究述评

提起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毛泽东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而忽略了同在1930年5月创作的《寻乌调查》,殊不知《调查工作》和《寻乌调查》是理论与实际的重大结合。文章以学者们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研究为基础,探讨毛泽东作《寻乌调查》的动因分析、经过和《寻乌调查》的价值与启示,并给出简要评论。

提高党政机关党组织生活的质量探析

党的组织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制度。长期以来,党政机关党组织生活已成为机关党的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抓手,在促进机关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组织生活的整体成效来看,确实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组织生活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缺乏动力、组织生活的内容与形式老套单一、组织生活的制度机制还不完善等。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对组织生活的政治认同,提高党务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创新组织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完善制度机制等,进而提高党政机关党组织生活的质量。

新舆情背景下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在突发事件频发、大众传媒高度发达、舆论格局趋向多元的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不仅直接反映现代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时也考验着各级党政部门对社会管理的创新能力。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要以第一的能力赢得先机、以人格的魅力赢得公众、以坦诚的内力赢得媒体、以求真的魄力赢得信任,并以此来不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统筹治理:政府治理能力的转型与提升

统筹治理的出现既是行政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对从传统行政管理到现代政府治理改革实践深刻反思的必然结果。它以整体主义和战略思维为基本理念,试图通过统一的谋划、统一的安排和统一的行动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效能。统筹治理模式下的政府治理能力要求实现从协调到整合、从分散到整体的转变,发挥其整体效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思路是按照能力运行的逻辑,通过目标掌控、资源整合和工具优化,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性重构,并具体化为相应的措施。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