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导致社会救助资金增量约束增大,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失业和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增加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入、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绝对贫困减轻,但支出型贫困凸显,社会救助体系亟待转型升级;社会救助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较高,但存在投入结构不平衡以及救助人口增长效应递减等问题;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与低保捆绑,造成救助项目叠加和福利依赖等问题。要坚持救助前移的政策取向,增强社会救助的风险预防功能;积极探索社会救助服务,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快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方式创新;完善救助对象认定和需求评估体系,增强救助精准性;理顺社会救助事权与财政支出关系,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建立以救助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

当前,相当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延伸特性,但也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社区社会组织逐步嵌入社区治理网络之中;社区社会组织开始在社区管理服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预期较好;党建对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议事具有显著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参与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发展数量与发展质量的关系、政府视角与居民视角的关系、互益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关系、参与服务与参与管理的关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在政府层面,应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购买服务制度;在社区层面,应加强党建引领,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层面,应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升参与和服务能力;在居民层面,应推动居民参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面临着老办法管新业态、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备、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公信力有待提升、治理功能不够突出等外部挑战,同时其在参与社会治理时也面临专业能力两极分化、资源动员能力及服务水平不强、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不太规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撑不足等内部挑战。为此,应加强党建引领,以社区党建为依托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政策体系,促进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重点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管;从增量到提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加强社会组织诚信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提升社会组织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能力。

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本程序,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制度变迁视角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

农民合作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背景下农村改革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与变迁。通过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历程,寻找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的思想渊源,并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采用成本-收益的研究方法,总结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合作经济最具特点的表现形式,是农民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制度需求与供给决定了合作社发展的方向,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则决定了其发展的效果。其中,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亲缘关系等)对合作社初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加深,正式制度(政策、法律等)成为其发展的真正制度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组织机构由松散到紧密、服务由单一到多元化等过程,但目前其在规模、成员、产权与治理等方面仍存在问题,需要继续坚持制度创新,以达到均衡发展。

社区有限性与社区积极分子激励机制创新

城市社区治理中,有意义的居民参与不等于全员参与,而在于日常生活重心或部分利益系于社区的居民积极分子对社区事务的有效参与。在社区制度空间内,积极分子群体因其在社区中的横向性、互动性、人格特质及各自的优势,可以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发挥秩序链合之效用。从社区有限性的角度出发,在对案例做绘本性描述的基础上,阐释了社区积极分子的角色功能及功能发挥的条件,探讨了基层党委、政府创新社区动员与激励机制的实践价值。

全力做好后疫情时代的基本民生保障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快速蔓延,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民生领域,我们既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能看到许多新的契机,倒逼我们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一、发挥制度优势,做好防疫与反贫困工作中国的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

论客观政策供给偏差及其消解——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当社会政策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政策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时,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可能会无意识地造成政策供给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决策者决策能力、决策机制及决策技术等因素相关,其存在不仅会抑制一些合理政策需求,还可能恶化政策问题,浪费政策资源,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加强政策理论教育、强化民主决策意识、完善科学决策机制、采用先进决策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水平等措施减少客观政策供给偏差的生成。

养老服务需求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CGSS和CHARLS两项全国老年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和CHARLS两项全国老年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当前我国老年人群具有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贫困问题突出、少子化和空巢化趋势明显等基本社会特征。这也造成了我国老年人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养老服务发展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等困局。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群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关注,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比较倚重家庭养老,同时也期待政府能够在养老服务方面更有作为。最后从需求侧视角,提出未来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养老服务供给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口的群体特征、需求结构与需求水平,以进一步提高服务供需对接的精准度;二是养老服务主体应当突出政府主导地位,以进一步与社会、市场形成合力;三是养老服务政策应当引入家庭视角,以进一步实现家庭福利保障功能。

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统一的基本途径

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怎样实现,这是重大的时代课题。20世纪以来中外思想家们对此提出过许多设想。在对前人论述进行评介的基础上,可以从三方面作出回答。一是改善科学发展的人文环境,发挥人文文化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要使科学文化承担起推动人文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三是加强对全社会成员的科学和人文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自觉地、有效地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

构建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社会救助制度在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城市新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实现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就必须把社会救助制度同步推向新高度。要根据贫困形势和民生需求变化,明确新时代社会救助的地位与使命,找准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未来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风险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需要理清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的基本维度,重构救助项目体系,调整救助战略重心,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

由“孝老模式”向家庭养老制度转变的问题及路径——基于浙江省常山县农村养老服务调查

浙江常山"孝老模式"在建立完善孝老机制、激活家庭养老功能、整合孝老多元力量、凝聚孝老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等方面,为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其在实现由"孝老模式"向家庭养老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以下问题: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的制度手段需要加强,政府、家庭、社会在孝老模式中的职责定位需要明确,农村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及其家庭的孝老需求应得到优先保障,孝老文明新风需要深度宣传,等等。提出以下发展路径:完善家庭发挥基础作用的制度支持体系,厘清家庭养老制度中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建立对困难家庭养老服务目标群体的筛选机制,推行以孝老文化为引领的基层养老服务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