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牛”与老子形象的神仙化——以老子“出关”故事为考察中心

老子形象的神仙化是早期道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列仙传》《列异传》等汉晋时期的仙道题材小说,继承《山海经》《楚辞》等书神话内容的动物叙事模式,在老子“出关”故事中增加“青牛”“紫气”等文化事象,基本上实现了对老子形象的重塑。牛在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青色在先秦时期的“五色”“五方”观念中,则被视为东方之色、生命之色。因此,就其与道家、道教思想的关联而言,老子“出关”过程中所骑乘的“青牛”,其实可以看作“德性”与“长寿”的象征。在魏晋以后的文学作品中,“青牛”或用以营造玄远、清幽、平和、宁静的诗歌意境,或用以衬托、凸显“太上老君”的无上神力,体现了不同文体各异其趣的审美取向。

论清前期漠西蒙古入藏与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关系--以康区的“改土归流”为视野

康区位于今川、滇、藏及甘、青交界地带。元代始于其地设土官。明朝为隔绝蒙番,屏蔽川、滇,继续在这里设置土司。明末清初,漠西蒙古和硕特部乘西藏动乱之机举兵入藏,并控制康区,对川、滇、青边境构成巨大威胁。清廷惮于国内不稳,边疆多事,乃对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实行"绥抚"。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形成挺进川、滇、青态势,西南边疆遂成为清朝内陆边防的"软肋"。康熙帝乃实施"驱准保藏"之战,以加强对康区的控制。雍乾时期为防范漠西蒙古再次入藏,清廷在康区实施"改土归流",从而使西南与西北连为一体,为击败准噶尔蒙古,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瘗旅文》中王阳明人格境界的解读

王阳明的《瘗旅文》表达了他对逝者的真切同情,显示出一个儒者独特的诗性审美境界;文中言辞及埋葬死者躯体、祭奠亡灵的义举则是一种达人达己的仁者精神;他在文末所秉承"止于悲伤"之达观态度,表现出通变制宜的智者心境。

法眼宗法脉传承与闽西禅宗发展

法眼宗的“中兴”与福建关系紧密.虚云大师应本湛青持之缘,遥接法眼宗法脉而成为法眼宗第八代传人.第九代传人本湛青持与系下第十代弟子慧瑛及法孙在闽西的八宝山、中华山、天宫山等区域开展弘法利生事业,有力推动了法眼宗在闽西的全新发展.慧瑛倡导的“农禅合一”修行方法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彰显了禅宗的山林风气与法眼宗的禅风特质,而成为禅林中的典范.法眼宗本质特征与闽西地方文化具有相融性,不仅对于弘扬和传承法眼宗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闽西的地方文化建设影响深远.

“婆子说禅”与女子佛性意识的觉醒--从禅宗语录看唐代女性“成佛作祖”的宗教形象及其历史意涵

唐代社会,女子参与佛教活动极为活跃。从禅宗语录,不仅可以窥见唐代女子在宗教活动中的生动人文面相,而且也能从历史的语境中获取唐代女子具有的时代精神。"婆子说禅"这一宗教文化现象不仅说明女性能够超越性别差异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宗教实践,而且也表明女子亦能"成佛作祖"具有阐扬禅宗妙理的宗教身份,更深一层则反映出唐代女性佛性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地位有跃升的趋势。

阳明师弟良知与见闻之知之辨再析

阳明师弟良知与见闻之知之辨是宋儒辨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进一步开展。王阳明确立良知与见闻之知关系的四句原则,欧阳南野和王龙溪秉承师说并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论辨。他们既从道德属性、来源、认识方式、作用形式等方面区分了良知与见闻之知,深化了良知本体的内涵,又从本体论和工夫论说明两者"不可离"。

王门“天泉证道”考辨--以“四句教”、“四有”和“四无”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

从历代王朝对贵州的经营变化看明清《贵州地理志》的记载内涵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辖境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今贵州省的辖地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7%~①。受省内崎岖地貌的局限,贵州省与中原及周边地区相比,中央王朝对贵州大规模进行经营的时间相对较迟,经营策略大致是从四周逐渐向中心推进,黔西北和遵义一带经营较早。

论康乾时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以“驱准保藏”之战为转折点

西南边政在拱卫内地安全的特殊战略作用,自元代始,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深知并贯穿于决策实践。然而国内局势变化莫测,西南边政又得服从于全国局势的整体需要而作出必要的调整。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因国内局势不稳,边疆战事繁多,不得不对西南各地方派势力采取"绥抚"之策。康熙末年,随着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偷袭拉萨成功后,西南地区遂成了内陆边防的"软肋",这就迫使清廷果断放弃了"绥抚"之策,转而厉行政治和军事改革,重新建构了牢固的西南边防。并为乾隆朝最终击败漠西蒙古准部、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真现实论》的“理性批判”

太虚《真现实论》依唯识学理,剖析、探究理性,并对康德的理性批判进行了分散但较全面的批评。康德所谓先天感性形式及知性范畴,为色心分位假法;物自体为第八识相分。意识相应分别我执似先验统觉将感性杂多摄持为"总聚假相";灵魂、神、宇宙等先验理念统一内外经验,它们起自六、七识于八识执实之俱生及分别我执;第八识总摄诸法归于见分、相分、自证分;七识缘八识见分为我是真带质境,六识分别我执的"妄相"运用只适于经验的名言来分别"人我"常、一主体;分别共相的理智能运用于经验而不能运用于物自体,但"二相"是理智本性;众缘集现之摄持力归与法相唯识;缘起性空故因果律与自由一致。

道家“垂钓”寓言的思想取向及论理特征

道家著作中的“垂钓”寓言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庄子·秋水》篇所载“庄子之钓”,作为庄子“无为”“无待”的人生价值取向之象征,既是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哲学思想的生动演绎,亦是对庄子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精彩展现。同书《外物》篇所载“任氏之钓”,则以“大鱼”拟喻经世的“大道”,表达了作者以道治天下的追求和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其中心意旨是通过“垂钓”过程,喻示为政之要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盲目短视。《列子·汤问》篇所载“詹何之钓”,则以“钓术”喻示养心、全神之“道术”,展示行为主体如何通过内在精神的凝聚,达到形神合一、以心驭物的精神境界。三篇寓言的思想主旨虽然有所不同,但皆是作者志趣、心境和内在风神的生动写照。“垂钓”其实是一种特定的“体道”方式。就论述方式而言,《庄子》《列子》所载“垂钓”寓言,体现了道家诸子即事以论道、言近而旨远的论理特征。这些寓言生动地说明“道不远人”:“道”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对其进行思考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