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秉义日记》的史学价值

《黄秉义日记》的作者黄秉义是台州葭沚人,曾于清末考取詹事府供事,民国后为第二届国会众议员。此日记记于1902~1918年,现存共六十三册,对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的时政大事、浙东社会生活、官场商界人物轶事、诗联书画品评等有较多记载,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不可多得的士人亲历所记,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德里达论宽恕:作为“不可能”的“可能”

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如果一种罪行可以轻易被"补救"与"原谅",这是人们永远都可能做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宽恕不能出于"同情",不能出于"交换",也不能出于特定"目的",因而属于"不可能"的绝境性体验。但宽恕的"不可能"中蕴含着"可能",他者的"相异性"是其得以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人类正是经由宽恕,方能实现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并获得自身的最终解脱。在此意义上,"解构"并非"摧毁"了宽恕,而恰恰是对宽恕的"建构"。

刘明书法赏析

刘明，1953年生于河北秦皇岛。毕业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央党校，并取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2年参军，曾任重庆民航运输公司总经理，民航云南省管理局局长，现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长期热爱研习书画并扬己所长，尤擅篆隶、硬笔魏体，其作品多次获奖。

刘明书法赏析

刘明，1953年生于河北秦皇岛。毕业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央党校，并取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2年参军，曾任重庆民航运输公司总经理，民航云南省管理局局长，现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长期热爱研习书画并扬己所长，尤擅篆隶、硬笔魏体，其作品多次获奖。

刘明书法赏析

刘明，1953年生于河北秦皇岛。毕业于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和中央党校，并取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72年参军，曾任重庆民航运输公司总经理，民航云南省管理局局长，现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长期热爱研习书画并扬己所长，尤擅篆隶、硬笔魏体，其作品多次获奖。

王亥的历史地位——兼论原始王权的产生

王亥是甲骨文即有表现的商人先公先王中第一个被称为“王”的首领。从甲骨文中“亥”的字形来看,有以鸟为图腾的痕迹,但商族并不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系,从夏朝开始,夏人、商人、周人都是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亥被称为“王”,是因为此时的“王”所具有的力量中,主要是继承了来自玄鸟崇拜的神性和神力,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性。王亥称“王”的意义,体现的是当时原始王权的产生。王亥是早期形态的王,他所具有的王权仅限于商族内部,尚不能支配商族之外的其他部族或邦国,与夏商周王朝国家的“一统王权”有所区别。

隆道法师、李国臻书画作品选登

隆道法师，1975年生，汉族，山东郓城人，2004年毕业于重庆佛学院。现任陕西省铜川市大香山寺住持、照金香山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是陕西省青年联合会委员、铜川市佛教协会会长、铜川市政协常委，陕西省宗教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武术协会资深会员、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决策咨询研究员。

张大千的古雅趣味与艺术市场策略

张大千的艺术市场策略不是简单地打造身份、作伪,而是找到了中国艺术史的古雅趣味及其内在逻辑。古雅作为一种审美趣味,是中国艺术史上隐藏的重要线索,古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越古越雅,越雅越贵。张大千以古为雅的书画创作,实现了法统、道统与市场的统一。从市场的消费动机看,市场对“古雅”的追求是受到出版传媒的影响所致。因此,张大千不仅在刻意地打造并使用文人身份,利用传媒出版行业的影响,更在于其具备扎实的临古、摹古功夫,以古为趣,此时“临古摹古”本身已经是创造。

米芾家世发覆

关于米芾家世,众说纷纭。或据其自云为古楚芈姓贵胄之后,或考其本为西域米国人等,皆具矛盾之处。本文发掘久为人遗漏的材料,结合史传分析,认为其为奚族后裔。因宋世重文,米芾祖上皆行伍出身,有勇无文,其五世祖米信在世时已是声名狼藉,四世祖行径更为不堪,故米芾讳言身世,诡称别姓。文中还考证出米芾六世祖及多位亲族关系者姓名、事迹,揭示了其家与宋宗室的复杂纠葛。

米芾书学理论自然观辨析

米芾书学理论的核心是他在变化与创新基础上提出并推崇的自然观,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落笔随意自然、结字布局自然、气韵生动自然。在书法批评实践中,其实现方式有崇晋卑唐、重墨迹轻碑刻、大小字写法互相借鉴、用语"入人"等。米芾的自然观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所谓自然,是在各种要素的多样性强烈对比中,及各种笔法、结字、章法的创新与变化之中的自然。其临池实践与理论追求方向基本一致,亦可视作其理论的具体实现形式。米芾的自然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缺乏一种对"异量之美"的包容。就其书法实践论,则是劲利有余,而在含蓄、淡雅及内涵方面欠缺一些,或可以说是已得"自然",稍欠"和谐"。

关于禅宗“误读”般若思想之辨析——与吴学国、金鑫先生商榷

吴学国、金鑫先生认为,禅宗的"即事而真""理事圆融""一切现成"等观念,是在如来藏佛学与华夏自然思维的影响下,通过对般若思想的误读而形成的,逐渐丧失了般若原有的绝对超越理想。本文则认为,禅宗的上述观念皆有般若经论依据,"即事而真"源于《般若经》"一切法皆即真如、法界、法性"的原有说法;"理事圆融"是对般若经"唯有诸法,互相滋润,互相增长,互相圆满"的合理解读;"一切现成"系对《般若经》"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的准确阐释。禅宗尽管对般若思想进行了中国化表述,但并未背离其根本旨趣。吴、金两位先生不但误读了禅宗与般若,也误读了华夏传统精神。

王门“天泉证道”探释——以束景南先生“王门八句教”为中心的考察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重要命题。“天泉证道”是围绕“四句教”而发生的思想史事件,“天泉证道”是证“四句教”之道。然而,束景南先生力排以往的传统看法,认为“天泉证道”是证“王门八句教”之道。具体而言,束先生认为《传习录》文本的记录表明阳明已用“四无教”修正“四句教”,而在“天泉证道”中阳明则用“四有教”与“四无教”扬弃“四句教”,进而将“四有教”与“四无教”合二为一,得出所谓“天泉证道”是证“王门八句教”的结论’束先生此说大有商榷余地。阳明“无善无恶”说的基本意旨在于揭示心体“廓然大公”的本质,以及彰显良知本体形而上的超越性。“四句教”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基本思想立场,是阳明“天泉证道”中“彻上彻下”的教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