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儒门圣学中,义利关系是一大要紧处,董仲舒“正谊明道”的论述已流传千古。秦进才教授用史学家的较真态度还原江都王、相原初对话的历史情境,刘非欣赏越王勾践采用阴谋权诈灭吴雪耻,以为越国与殷商一样也有三仁,并期待董仲舒能够效仿齐桓公决疑于管仲而为其解疑答难。董仲舒则借用柳下惠的故事,重新界定仁人的标准,而给予了间接的否定:“越曾无一仁”,变相回答了问题。仁人求理求道而不谋其利、不急(计)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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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著名儒家学者董金裕教授是董子后裔,这些年来一直支持内地的董学事业,多次莅临衡水参与董学活动,也是董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他比较《史》《汉》之“董传”异同,并分析原因。指出谈、迁父子两代皆曾担任太史令,有机会接触秘府档案,但司马迁受刑后改任中书令,则无法阅览公藏文书,故《史记》的撰作只能依赖前所掌握的文档和搜集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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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哲学十分重视天人相与之际,追究和探析天人之所以能够感应、连通的内在发生机制。可以发现,“情”在其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前我在《唯天为大》一书中就指出过,董仲舒“天与人有着同样的性情”,天于是“才能够与人相感应、相沟通”。海外董学著名资深专家邓红教授关注董仲舒思想中的“情”,在分清“性”“情”概念边际、阐释“情”的意蕴内涵的基础上,揭示出“情者人之欲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之欲,是人自己发出来的欲望。“性”是“情”的内在基础,“情”是“性”的外露状态。圣人通过制作礼乐、宣传教化而“改变民风、优化民俗、体恤民情”。并且,董仲舒首次将阴阳和“情性”联系在一起,企图为“情”寻找自然哲学根据。这些论断精辟有力,有益于人们深化对董子“情”哲学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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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华大变局,董学乘机兴起,康有为则功不可没。学术超女魏义霞教授充分挖掘康有为学术史料,其论精彩纷呈,可谓切实推进了董学研究之深入。康有为认定董仲舒思想是孔学的嫡传,“董仲舒是康有为选定的孔学代言人”。并且,董仲舒足以“超孟轶荀”,刘向有曰“仲舒作书美荀卿也”,其承续荀子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