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丁·路德形象在晚清中国的传衍

晚清言论中常见的西方历史人物里,马丁·路德地位较为特别。他和基督宗教在华传教以及维新运动都有密切关联。在鸦片战争后到甲午之前,中国士人大多把路德视为"分教者",对其多有批评。而同时,一些新教传教士颂扬路德革新教会的功绩,将他塑造成"改良者"的形象。戊戌运动期间,康、梁等维新人士利用路德改革基督教的史事,为维新变法寻求历史合法性,一再拔高路德的地位,形成一种"神话"。对路德形象乃至"神话"的研究,重要的并不在于探究它是否合于史实,而应专注于对形象创造者和特定历史脉络的考察。

论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

哈佛大学的阿米蒂奇教授近来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一说,他是思想史学者中较早开始呼应"全球转向"并开展理论反思的人士。所谓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主要意图是揭示当下思想史研究中国族主义叙述模式所带来的"固化"危险和碎片化景况,并回应近些年来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取向和"空间转向"。阿米蒂奇主张一种更宽广、更灵活的"语境"理解,并以此同化各地域、各民族的思想史叙事;他更强调对思想的流动性和对话性的重视。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思想史"出现尚需时日,但"国际转向"能为它提供可能的理论方向。

慈圣皇太后、《九莲经》与万历佛教

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佞佛,世所习知,其于朱翊钧即位后即大兴佛教寺院、礼遇高僧、自封宗教偶像"九莲菩萨"等作为,非独兴趣使然,兼有其政治意义。慈圣逝世后,神宗为之造伪经《佛说大慈至圣九莲菩萨化身度世尊经》、《太上老君说自在天仙九莲至圣应化度世真经》,也成为其生前菩萨化生的凭证;两经曾在世间有过一定流传。李太后热衷佛教,并礼遇高僧,对日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神宗朝前期,内宫外廷忙于求储、争国本时,佛教僧侣也作为一政治势力参与其中。此时诸高僧为图佛教之中兴,挺身而出,为亲佛之政治势力奔走呐喊;即如开雕大藏之类图书工程,亦与"国本"之争密切相关。本研究欲举慈圣内容现瑞莲、自封九莲菩萨、宫廷所造伪经及僧人参万历朝政治活动诸条,考察晚明政教关系及僧侣的生存状态。

金庸武学工夫论

武功是武侠小说的关键元素,哪些因素影响了武功习得?经由怎样的过程才能习得高超的武功?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索可谓"武学工夫论"。在金庸小说中,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武学工夫论",恰与中国传统文论的三种"文学工夫论"同构:郭靖代表的是勤学苦练的"儒学工夫论",乔峰代表的是发挥禀赋的"道家工夫论",令狐冲代表的是妙悟立成的"禅宗工夫论"。有趣的是,经由不同途径而成为高手的不同侠士,也有着各自鲜明的"江湖价值观":郭靖尽孝尽忠、为国为民;乔峰随性而行,但求心安;令狐冲笑傲江湖、隐逸出世。"武学工夫论"和"江湖价值观"之间有如此紧密的有机联系,可见金庸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致。但若从金庸小说的生成过程来看,这样一种一致形态很可能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设计,而只是一位有着深厚博雅传统文化修养的现代作家不经意间缔造的。

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的心理学阐释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概念。但追求天人合一不仅在中国传统宗教中，而且在其他各种宗教中都有所表现，具有宗教信仰的共性。禅修冥想是宗教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一种让人抵达其内在神性所在，进而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修行途径和神秘体验。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从近代有代表性的宗教心理学家那里得到理论阐释和支持。其观点认为，潜意识是个体灵魂通向神圣的汇合处，是人类自我和超越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禅修冥想等神秘体验则是进入潜意识从而与神汇合的途径。

吉藏的中观思想——以《中观论疏·观四谛品》的若干问题为核心

本文以吉藏对《中论·观四谛品》所做的注释为研究对象。该品是《中论》中最重要的一品,也是历代注释家最为重视的一品,其中涉及龙树对空性的正面描述,自续派和应成派就龙树文句的解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而吉藏又不同于两家。本品还涉及'二谛''有无''假名'等中观学核心问题,吉藏对之都进行了有独特价值的阐释。本文考察了吉藏对《中观论·观四谛品》中最核心的'四谛有无''空三态''二谛'三个问题的解读,将吉藏学说放在整个中观学的视野下,以文本解读分析为主要手段,凸显其思想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止观”在天台学中之地位——以《摩诃止观·释名章》为中心

本文以考察《摩诃止观·释名章》之内容为中心,分析天台"止观"之含义及其在整个天台佛学中之地位,认为止观既是天台宗修行之核心内容,又在天台宗教义体系中和涅槃、实相等一样具有"终极真实"或最高层次存在等意蕴,因此,贯穿于因地和果地,可以囊括一宗全部教法与修行。此是《摩诃止观》不同于自《教观纲宗》以降,以"四教"为纲的理解天台学的佛学路径,其优长在于至使天台此一极为重视实修的宗派之行法得以彰显的同时显示一家"教观双美"之特色。

三教通体:士大夫的宗教态度

本文综合近代中外学者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的论述,在现代宗教学的理论框架下观察儒家对于儒、道、佛三教的信仰态度,揭示中国文化确实存在着"儒表佛里""儒表道里"的特征。考察宋明以降直到清代民国江南士大夫在乡镇之间的信仰生活,不难看到儒家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既反映在儒家的"经学"中间,更是根植于从古至今的民间信仰实践。明清时期儒家学说中强调的"三教合一",还不足以说明儒家的宗教性,"三教通体"的说法,更能说明儒学与民众信仰生活的渊源关系。

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于20世纪初,被普遍使用则要到20世纪20年代。晚清到民国初年翻译西方历史、接受三段历史分期观念的过程中,较早使用的词是"近世"或"近代",但相比之下,"现代"更能摆脱单纯的时间远近的规定,体现"modern"内涵中的"新异性",因而后来被更多地使用。到五四运动后,汉语中的"现代"概念逐渐通过自我确认获得正当性,一方面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区别,树立自己的一套规范性表述,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尺度,从而摆脱了单纯的时间性。"现代"由此超越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概念,而成为特别的价值观念。

对本土宗教的认识误区及其负面影响

近现代中国透过西方宗教观的有色眼镜看待本土宗教,造成对本土宗教的诸多认识误区。中西宗教的存在形式和状况都有巨大差异。忽视这些差异,用建立在建制性基督宗教范式基础上的西方宗教观看待中国本土宗教,造成对宗教的认识高度混乱,将本土宗教判定为建制性宗教、将我国绝大多数人判定为无宗教信仰者、片面注重对各宗教信徒人数的统计、宗教学研究以建制性单一宗教分科等一系列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负面影响我国的宗教、社会和宗教政策,造成多种危害。

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近三十年学术传统的重建与回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三届”学人，即1977、1978、1979级的大学生，入校后，下意识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重建学术史。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师生提出“重写近代史”；中文系章培恒先生、骆玉明先生在重写文学史；1983年，吴晓明等“七君子”在桂林“发难”，也是要重估哲学史。大家一开始就有学术重建的企图，是因为面对的是一片思想废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建过程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而且，我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在历史中探索人性

我先是在微信中陆续读到周励写攀登马特洪峰、寻找伏尔泰等美文,然后就是在病毒肆虐中读到她写太平洋战争跳岛战役的系列文章,文中蕴含的对生命的悲悯之怀、敬畏之心,深深地打动了因疫情而宅在家中的我,于是借用朋友圈中的一条评论——"此文非得作家、历史学家和探险家三位一体方能写出"——向远在曼哈顿的周励致敬。几个月后,这些美文汇在一起以《亲吻世界》为名出版,拿到新书,再读那些文章,仍然激起内心的波澜,引发头脑的思考。

经典·经典教育·文化传统

《上海文化》:陈老师,首先恭喜由您主编的“中华经典通识”丛书出版,以此为契机,您近来多次向公众分享您对经典通识和经典阅读方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想从经验层面开始,在您的观察里,中国传统经典在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平生宗释复宗儒”:宋僧智圆的认同危机与身份确认——以《中庸子传》之分析为核心

本文通过分析宋初天台宗重要僧人孤山智圆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中庸子传》,论述这位处于唐宋文化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僧人的精神历程,认为儒士与僧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是贯穿其一生的重要思想主线,随着其对天台学的深入研究,其思想矛盾得以缓和。因为天台学"空假不二为中道"的思想为其融汇儒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来源。在其晚年,智圆确认了"佛主儒从"两者相辅相成的身份认同。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期的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宋代以降佛教思想发展的趋向性。

“鱼”隐语与《西游记》观音形象

闻一多先生有篇《说鱼》的文章里说,人们曾用“鱼”比作所思念的异性,其中有情欲的暗示。这种比喻不仅强调了鱼曾被作为“匹偶”或“情侣”的隐语,而且“打鱼”“钓鱼”“烹鱼”“吃鱼”及“吃鱼的鸟兽”等涉及鱼的意象,都可能是合欢、求偶的意思,是个十分普遍的生殖崇拜隐语。

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谈“汉魏六朝诗”:文学,不朽之盛事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余冠英先生,对汉兴到隋亡约800年漫长而复杂的诗歌史进行了编选,择汉魏六朝诗歌约300首编为《汉魏六朝诗选》。六十多年过去,该选本一直被学界奉为圭臬,也成为青少年进入汉魏六朝诗歌艺术世界的首选读本。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长期研究古典诗学,谙熟中古文学发展路径。本期专访,陈引驰教授将带我们解开诗歌形式发展之谜,走进汉魏六朝诗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