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动力,为提升民族地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水平提供经验借鉴。全国各民族地区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机融合,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改进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强化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提升法治实施体系,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多维发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平等的法治文化解读

文章认为“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内容。作为我国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杰出贡献、展现出各民族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的全面平等。强化民族平等的政策法律保障、制度化推进民族区域自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均是民族平等法治文化的成功实践。坚持民族平等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需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强化民族平等的法治保障;巩固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夯实民族平等的制度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平等的文化根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论价值及其实现条件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百余年来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滋养下,形成了价值倾向、观点体系与方式方法迥异的不同研究范式。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及相应学术反思的深入,学者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把握及在知识论价值判断上出现了一定的观点争鸣,意见纷纷,但在总体上却又还没有达到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的充分展开和与时俱进却又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促进研究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反省,完善已有研究范式,促成新范式成长,而且还在结果上有利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彼此结合,共同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充分实现其在今天的知识论价值。

引法治活水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清代西藏法制研究》读后感

中华法制文明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儿女理性与智慧的结晶,自形成之初便呈现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法制共同发展、相互融合的形态。边疆民族的安定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乱兴衰,从秦朝的《属邦律》开始,历代中央政权都极为重视边疆民族法制的建设。清朝对于边陲少数民族聚集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缘俗而治的立法原则,民族立法以《钦定理藩院则例》为代表,有效确保了政令畅通、边疆稳固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西藏地区的法制建设尤具特色。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政村治”法治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秩序及巩固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成效显著。实践中,“乡政村治”法治化为基层政权依法管理和群众依法自治提供了全面支持。在具体应用方面,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乡镇政权法治化建设相融合,有效实现了基层党政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此外,“乡政村治”法治化有效弥补了村一级作为法治化治理末梢的诸多盲点,通过村级权力运行法治化、村务监督法治化、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法治化等方式提供了一种村民自治法治化的有效载体。这一载体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基础作用,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与基层法治建设融为一体,通过数字赋能,构建党政管理与基层治理协同共治体系和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体系,从而能够确保基层治理有效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灵动高效的治理效能,发挥“乡政村治”法治化对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作用,有助于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资源

梳理、总结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可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厚重而持久的文化支撑。

范式争鸣与方法反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曾一度近乎中断,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恢复和发展,它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受民国时期相关学术成果的影响相当有限,而更多带有浓郁的时代性特征。这种时代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改革开放时代反思传统以走向现代的启蒙范式与自五四以来一以贯之的历史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渐热背景下,提倡回到传统以实现个性化现代的经世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史研究所惯用的哲学分析方法;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和方法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回眸与学术省思——本土政治理论的概念检视与话语梳理

学术界运用现代政治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已近百年,检视贯穿其中的政治概念与理论话语,是分析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概念检视的结果表明,贯穿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的政治概念解释停留在常识水平上,在含义上不完整,在准确性上似是而非,只有少数著作贯穿了专业化的政治概念解释。贯穿了常识性政治概念解释的著作,较为关注具有当下舆论价值的话题与问题,梳理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话语具有经世指向。贯穿专业性政治概念解释的著作,较为关注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原始性及完整性,梳理出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话语注重完整知识的呈现,具有一定的启蒙特质。

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的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的意义、现状与框架

发掘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的现代价值,实现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不仅能够深化对法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解,彰显中国哲学的内在智慧和魅力,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建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性和治国理政的中国模式。对于法家思想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国内学界起步较早,间有曲折,再度繁荣,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视角和方法逐渐多维。而海外研究则起步较晚、否赞交替,且不乏洞烛新意。完整把握这个主题,应当客观阐明先秦法家治国理政观念的合理内核及其理论缺陷,发掘其治国理政观念的现代意义,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

马锡五关于司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之法治思想及其借鉴

司法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是政治法律化的标志、实践与守护。马锡五亲历并领导了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司法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作为中国政治法律化实践的探索者,马锡五关于司法的认识经历了从陕甘宁边区要求司法的政治性到建国之后关注并强调司法的法律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关于司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日渐深入的认识,为我们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正确看待和认真对待司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提供了诸多启示与借鉴。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主要议题及研究方法反思

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是否能成功建构,而且也在根本上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途。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焦点话题,是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最适合中国。围绕这个焦点,国内外学术界展开的讨论与争论,主要涉及四个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环节;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关注源于近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正义等价值在中国的实现;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者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民族性,坚持从传统儒家发掘现代的民族性;西方学者则关注解读和解释现代中国独立和发展的奇迹,试图从政治哲学层面发现40余年中国快速发展的秘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还是遵循从概念到概念的主流模式,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局部概念分析,还不能站在中国立场上,立足和关注现实,充分运用多种政治理论资源,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的体系构造。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方法还不能满足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需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中的定向与铸魂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为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适应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全新且全面的理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问题,也具有全面的指导作用。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定向作用,即给法治人才培养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定位,坚决在法治人才培养中贯彻落实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通过教育内化为法治人才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二是铸魂作用,即在培养法治人才逻辑化专业理性的同时,注重在法治人才培养中进行德行、情怀、良知等教育,在法治人才的培养中铸就以人民为中心的法魂。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法治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预防调处化解矛盾卓有成效的治理方式,不仅与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在治理目标、主体、基础、资源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也对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法治化有着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建设,提升智能化法治平台建设水平,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细化治理,可以有效实现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借鉴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进而促进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

“枫桥经验”中的多元法治图景

法律多元主义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诞生于西方的一个法学流派,它是身份和法律实践的多元化,反对以法律现代化为目的的分析实证法学,关注在法律领域内被国家中心权力排斥和边缘化的力量,多元的观念导致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产生于中国的东方小镇,可视为中国版本的法律多元主义,是法律多元主义的中国实践,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矛盾不上交,通过网格化治理就地解决纠纷。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的法治实践,它积累了中国自己的法治经验,也遭遇了一些实际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法治现代化和多元法律之间找到平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司法治理

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当中,基层法院正在发挥承担纠纷解决的关键性角色。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司法也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中的纠纷呈现出诸多鲜明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决定了基层司法的一般性特点及其治理功能的发挥。同时,基层司法还呈现出诸多鲜明的二元结构属性,这是由基层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承担的政治功能与社会角色所决定的,并值得我们反思。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法治意蕴及当代传承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陕甘宁边区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以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党性原则、实行灵活利民的诉讼手续等为世人称赞,其蕴含"司法为民、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法治价值,不仅集中体现陕甘宁边区优秀司法传统、承继创新古代中国数千年司法智慧,也契合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需求。陕西富县法院、江苏陈燕萍法官都是新时期传承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传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所蕴含的基本法治价值,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参与法学会重大研究课题的收获与感悟

在'枫桥经验'研究中锻炼能力2018年4月,汪世荣教授主持的'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入选2017年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团队分为三个子项目,汪老师让我担任其中子项目'中国当代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的负责人,任务是总结、提炼中国当代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的实践经验。以研究院和创新团队为平台,我被汪世荣教授吸收到他所主持的'枫桥经验'系列课题中,并委以重任。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方法论

“两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辩证特质。因为这二者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互通性,所以它们才能在现代化实践中互动融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有辩证思维。二者的结合体现了中国传统辩证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互嵌共生,展现了传统思想资源现代转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紧密结合的现代智慧。它既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矫正公共决策偏差和把握历史主动,又有利于在实践中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传统法学理论资源现代转换

中国百余年来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及法治政府建构,始终处在西方现代法学知识的强有力影响之下。伴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西方法学强势影响下的法学知识体系在实践解释上逐渐显得捉襟见肘,在概念体系及理论逻辑上也暴露出了明显问题,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遂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理论上固然要妥善处理法治实践与法学知识的辩证关系,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同时也要妥善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涉及法学基本概念体系的提炼,以及法学思维方式及理论架构的优化,宜从中华传统优秀法学理论资源中汲取优质理论资源,通过“第二个结合”,获得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大成果。

“枫桥式工作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

“枫桥式工作法”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各行业各领域社会治理实践中秉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理念推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工作方法,具有鲜明实践特点。以“枫桥式工作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加强多元共治,增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创新智慧治理,提高预防型法治建设能力与水平;深化调解运用,实现调处息争与权益维护良性互动;提高治理质效,营造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