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以求超胜:论中华诗词的对外交流

传统中华诗词文化的当代建设,作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改革新课题,摆在每位有志于文化改革的诗词家面前。传统文化是组构并蔚然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因子,不同时代可以催生领异标新的'二月花',但只要不是无根之木、无实之萼,就必然相生相偎着传统文化这条古老的长河,自然生息。不能离开传统诗词文化虚谈当代诗词文化的改革,是因为改革命意的起点首先须站在当今历史的高度审视泱泱数千载的中华民族文化。前瞻后顾,都不可能无视这条古老的长河。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

中华诗词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以最精短也最精妙的语言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和最微妙的情感。文学艺术性是中华诗词的生命。但是当下旧体诗词已经成为一个"文学"问题。对比着中华古典诗词,当代旧体诗词"文学性"式微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以当代文学为背景,以"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为切入点,分析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文学性缺失的原因,并就旧体诗词的当代审美问题、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引起诗词界和文学艺术界对旧体诗词的重视和注意,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提高旧体诗词创作整体的文学水准,恢复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引导旧体诗词健康发展。

中华诗词能提升民族的精神品质

中华传统诗词是从中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诗词体现了中国语言的节奏美、音韵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要求，是中国人传达情感的重要形式。

培育良好的诗词文化生态

诗性思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诗词文化生态命题的提出，是在考察中华诗词的生长、发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细细思之，我们发现中华诗词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一路同行。它融进民族文化的滚烫血液，直接影响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这就需要从根子上，也就是中华语言文字的原点来认识诗性思维、认识中华诗词。

论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当前关于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尚未有研究“民国旧体文学史”建构问题的论著出现。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建构与撰著的方式,应当从历史纵观、分别横剖、综合研究这三种研究方式入手来建构民国旧体文学史。这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流行的文学观念的反拨与修正,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提倡的“打通古今”“古代、现代会通”等学术思潮的回应与实践;不仅可以补充与拓展近代文学史领域,为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新思路,还将为民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参照,以真正实现现代文学史专家一直要做到的“原生态”研究设想,刺激现代文学研究思维新变。民国旧体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诊断、发现与纠正当前文学史研究、撰著的误区,从而为现当代旧体文学史的建构以及当前“现当代诗词入史”的争论等问题提供解决路径与启示。

他者的相似性——再评张钊贻《鲁迅:温和的尼采》

2011年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是作者几经修订绵延20多年完成的力作．从书中仍然能够读出20世纪80年代文学（哲学）研究的风味。张钊贻自称沉迷于鲁迅和尼采这些年．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纳入思想和文学研究．带着某种时代的热忱和焦灼．寄托了对当代社会人文世界的“温和”期许。

“极自然而必要的夸张”——《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的翻译与《采薇》

一、翻译过程《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是卢那察尔斯基根据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经典人物和情节所改写的讽喻现实的戏剧作品,1922年在苏联印行。剧本最早在中国由鲁迅翻译,根据德、日译本译成。在《北斗》（1931年11月20日）上发表了第一场。后来因为鲁迅发现了德、日译本的删节问题,又找到了俄文原本。

伯驹先生与韵文学会的创建

张伯驹先生为一代名士，同时又是杰出的诗词大家、文物收藏巨擘与京剧名家。刘海粟先生说：“丛碧兄是当代文学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

李元洛《诗美学》与当代诗歌美学体系的建构

一百年前，新诗诞生，在我国古老的诗歌之树上开出了全新的花朵。新诗这朵花，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异域基因。虽然关于新诗的理论建构与理论阐释不绝如缕，但是，对长期深陷“翻译诗体”与“民族形式”之纠缠的新诗的整体性美学研究，却付之阙如。

师门琐忆——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15周年

张伯驹先生是中国韵文学会热心倡办人之一,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作家。张先生为人古道热肠,重情厚德,奖掖后学,诲人不倦;毕生工词,出语浑成,气象雄奇,不事雕凿。平生有三大爱好:诗词、文物收藏与京剧。

侍读札记

夏承焘先生于为学之道,常诲人不倦,随机示法;夏承焘词以豪健为宗,力辟新境,立意高奇,用笔虚活,不惮修改。夏承焘佚作二十七首。

沽诗之议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买卖诗词联语作伪风雅的事自古有之。沽诗事丑,暗地交易而张扬台面,有害文风世风。古今中外的投机买卖都有身名俱灭的风险,文化买卖也不例外。沽诗者,人格终须自重。弄虚作伪以沽名钓誉的事应当遭到批评和唾弃。这是当代每一位弘扬文化正能量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试论新旧诗的文体设定与分工——以抗战诗歌为核心兼评《诗壮国魂:中国抗日战争诗钞》

新诗与旧诗各有优长,它们因为文体设定的差异,在选材、语言、意象、创作过程以及创作动机、社会功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新诗更适合公众领域的宏观叙事,而旧诗则更适合私人领域的微观抒情;新诗所传达的理念更容易被读者接收,让读者迅速而直接地作出反映和应变,旧诗则更容易触发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历久弥新,值得回味。这在抗战诗歌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新诗与旧诗相提并论方是现代诗歌史研究的公允态度。

“诗乃心声”与在场抒写——刘克胤旧体诗评论

现代以来,新诗人转作旧体诗或兼作旧体诗者所在多有。作为转作旧体诗的新诗人,刘克胤以“诗乃心声”与在场抒写的创作理念为指导,徘徊在新旧语境之间,反思颠覆传统意象,抒写当代语境下鲜活与孤独的灵魂,以个人化的细腻体验呈现时代风采。这一创作形态对当代旧体诗创作与研究具有研究价值。

李振钧未能融入京城诗歌圈及其原因初探

李振钧早年诗歌记录了他的生平行事,后期供职于翰林院期间,其深受性灵诗风影响的诗作被乡试座主黄爵滋斥为"狎亵"之作,但他似乎并未从此改弦易辙,主动融入以黄爵滋为核心的宣南文人群体,而是始终疏离于他们的诗歌活动。李振钧的"艳诗"在后世受到一定关注,从侧面印证了他既没有参与道光年间雅正诗风的重建,也没有参与经世诗风的变革。

穿越时间的荒野——独孤食肉兽词的一种文本细读

独孤食肉兽近年来的词作深受西方小说与电影叙事手法影响,其叙事的时间与空间变化错综。如《念奴娇·你的故乡》颠覆了传统词叙事常规叙述手法,通过频繁的时空转换,营造出空幻迷离的词境。其相关词作大量运用蒙太奇、长镜头等电影语言,在画面陡切中,不仅实现空间转移,而且同时完成时间穿越;不仅刻画不同时间的人处于同一空间,也刻画不同空间的人在同一时间范围内的活动。他的词作,对这种转换与穿越几乎不作任何交待和铺垫。这类大量地借助电影元素来完成其叙事过程的"后现代城市词",与其说是用来"读"的,不如说是用来"观看"的。进入这类词作营造的词境,必须还原其画面,通过分析画面组合方式,方能厘清其叙事脉络。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美美中国”活动诗词作品选登

詹亚园丁酉二月初二游杭州西溪湿地公园春到西湖更向西,乱将红绿染西溪。竹生烟渚娟娟立,境入洪园步步迷①。隐约笙箫知画艇,殷勤风日惜花蹊。鹂莺不管人间事,但借藤阴自在啼。注:①洪园,杭州西溪渥地公园之一部分,主要宣扬洪氏宗族文化,有“城市水乡、洪昇故里”之誉。

论文言文写作列入非遗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是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相关项目最多的国家,共有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31项。可以预见,随着申报活动的持续,将来会有更多的项目列入世界或国家的非遗名录。于此,我们认为,文言文写作也当纳入非遗的行列。文言文写作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个为古代,此时期大多数文章书写采用文言,虽有白话文,但处于下层、劣势地位。

诗词十首

谢茶 生不贪杯但嗜茶,江南春色寄京华。一杯龙井眼前绿,胜步苏堤十里花。

试论当代诗词创作语境的古今差异

20世纪初以来,在社会与文化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华诗词(目前通常被称为旧体诗词)创作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旧体诗词应该被视为传统诗词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延续和发展。与传统诗词家相比,当代诗词作者面临着创作语境的剧变: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的转变、农耕时代到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传统诗话词话理论的影响到西方文论的强势介入。诗词作者只有提升当代诗词的文学品质,探求语言的创新,追求贴近内心生命的写作,让文字沉下来,胸怀向世界敞开,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内心的诗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