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与国家文化公园融合发展研究

公共图书馆与国家文化公园融合发展的理念以公民文化权益保障为根本,以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基础,以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为界限。政府推动公共图书馆与国家文化公园融合发展主要从服务端、业态端和保障端展开,促进“服务设施-服务资源-服务方式”的有机融合,打造“文创融合-文旅融合-文教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构建“政府引导-联盟合作-社会参与”的协同保障机制,为促进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参考文献37。

以文化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阐述了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文化繁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的,中华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文化自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成果,文化安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文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实现文化法治,需要完善文化立法、规范文化执法行为、加强文化法治宣传。

论国家文化法制体系——基于文化与法治关系的理论视角

“国家文化法制体系”不仅是“国家”的“文化法制体系”,也是“(民族)国家文化”的“法制体系”。从我国文化宪法的基本构架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法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以宪法上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国家目标规定”为依据,以“文化基本制度”为基础,以“文化基本权益保障”和“国家文化职权”为“主线”,包括“文化权益保护法制”、“公共文化服务法制”、“文化市场管理法制”与“文化产业促进法制”等国家“文化法制”类型。从行政宪制主义的理论视角,还可以根据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归纳出另外七种文化法制类型:文化艺术法制、文化教育法制、文化遗产法制、新闻出版法制、广播电视法制、广告与电影法制、对外文化交流法制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亟待更完善的法治保障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观念普及、项目保护、开发利用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体系与法规实施机制的发展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继续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体系与法规实施机制,需要以《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为引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体系与法规实施机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为契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治体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类别和需要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注册与使用:制度机理、现实困境及规范路径

将非遗符号注册为商标或作为商标使用有利于推动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与商业性发展。囿于非遗兼具公共属性与私人权利属性,非遗符号申请商标注册时的显著性难以认定。同时,商标注册中“固有显著性”规则的适用会导致大量无实际使用的非遗符号被注册在不相关商品或服务上,长期使用势必产生淡化非遗文化内涵等不良影响,且对注册超五年的非遗商标无效存在现实阻碍。在非遗类型化分析下“获得显著性”与“不良影响”综合认定规则将解决显著性认定之困,并遏制无实际使用、易产生不良影响的非遗商标注册。为有效应对非遗商标使用中产生的不良影响,非遗传承来源群体应不受非遗符号商标注册超五年将获得不可争议法律地位之限制。此外,参考美国真诚使用意图规则,在非遗商标注册中引入审慎管理、使用宣誓性声明对规范非遗商标使用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30年:成就、问题、启示

30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加快,既回应了数字技术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变革,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文化建设中。30年的保护实践带给我们不少启示,在“两创”方针下我们更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保护模式的创新、激励传承人内在的传承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合理利用及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规、条例、实施细则的出台。

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论纲

对博物馆等文化文物单位进行文创产品开发,是传统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文物单位在文创开发中面临着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及运营的法律困境,需要积极利用现行《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予以化解和预防。为了激励文化文物单位积极从事文创产品开发活动,我国需要适时修改相关立法。

爱国主义教育法:挺起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作为与教育相关的一项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出台对于培养中小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其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爱国主义与法治的融通性、互促性是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的理论前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实宪法精神是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教育立法不仅是有力应对内外挑战的现实需要,而且在填补立法空白、促进与世界文化强国接轨、健全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法治培育爱国意识、规范爱国行为,切实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乃至全社会全面深入落实,有助于推动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价值内核、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有助于挺起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红色经典影像的修复与IP开发探析

红色经典体现了时代精神,承载了集体记忆,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精神财富。红色经典影像修复是集体怀旧情绪的行为表达,在修复过程中,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介入,让“修旧如旧”的红色传承有了新的表达范式。人工智能与人的主观因素、版权私有化的争议、版权应用与衍生开发等,为红色经典影像修复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学术研究自由权的宪法比较分析

德国的学术研究自由权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5条为规范基础,主要由"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等两个内容构成,以"大学自治"为组织保障。在美国,经由"史维慈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与"凯西诉纽约州立大学管理委员会"案等案件,宪法上的学术研究自由权受到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由权以《宪法》第47条和《高等教育法》第10条等条款为规范基础,以"公共利益"等法律规定为外在限度,以"可证"、"客观"等学术伦理为内在限度。大学教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司法案例评述的学术观点,属于"学术研究自由权"而非"表达自由权"的规范范围,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国家客观文化法益的法理分析及其法律保护——以英雄烈士权益保护为切入点

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保护已经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对这种权益的复合属性仍然缺乏辨析。附着于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人格权益之上的还有公共利益,且应该得到法律保护,而且国家应当成为这种公共利益的法益主体。基于主观公益与客观公益的划分,该种公共利益属于客观公共利益;从法益性质上看,则属于国家客观文化法益。国家成为法益主体,并不必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并违背民法平等保护原则。完善国家客观文化法益的法律保护,可以从构建分类保护制度、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英雄烈士的认定范围、确立相关私权益的公益限制等方面展开。

“两法衔接”的制度法理——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相关规定,主要是以"有效衔接"、"高效衔接"为原则,实现"治理整顿"的目的,体现了"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活动"的价值取向。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的要求,我国"两法衔接"机制需要兼顾"自由与平等"、"公正与法治"等价值需求,遵循刑事处罚的"谦抑性"原则,确保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既能够相对独立行使职权,又可以进行合理、有效衔接。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需要依据"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导向,继续积极推进"两法衔接"等诸多制度改革。

盛世特赦彰显法治人道

主持人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当日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专有权的构建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日益重要,加快推进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立法迫在眉睫。从价值基础的一致性、理论依据的贯通性与实践要求的符合性三个方面来看,构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专有权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民间文学艺术的开发和利用应符合来源群体特定的传统与习惯,在遵循来源群体知情同意原则的同时,应保障来源群体对他人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获得的惠益。在此基础上,创设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来源群体为权利主体,经审查认定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为权利客体的精神权利、以事先知情同意和事后开发利益分享为内容的经济权利,但应对上述权利做合理限制。应根据民间文学艺术的特点,确定适当的保护期限和救济规则。

论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配置——以深圳图书馆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为视角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40条赋予了公共图书馆提供数字图书服务的法定职责,但是信息网络时代下与之相适应的合理使用权却未能依法配置。德国宪法学界提出的"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权利相互性理论"恰恰可以作为解决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公共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配置冲突的理论根据。因此,为了解决著作权人与公共图书馆的权利冲突,我国需要修订《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适当扩张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并由文化和旅游部制定《信息网络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利用指南》,明确公共图书馆"控制复制"和"控制传播"的技术标准;适用"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并充分考量公共图书馆公益属性综合判定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