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健康乡村研究述评

以CNKI数据库中的311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以及Web Of Science平台中的716篇核心合集库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5.6.R2软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既有健康乡村研究文献的主要议题有乡村居民个体健康影响因素、乡村中的特殊群体健康、乡村健康风险与健康保障三个方面,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在议题设置阶段上有些许差别。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研究将集中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关重点议题有:“大健康”理念下的健康乡村研究、健康乡村政策研究、健康乡村韧性度提升研究、数字化健康乡村研究。

卷联式培育: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创新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五社联动”的多案例研究

党建引领乡村共治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但现实场景中出现了社会联动不足、党建悬浮、治理碎片化等困境,故而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自主性来适应乡村共治需要成为关键的议题。本文基于集体行动、政治耦合、法团主义与赋能理论构建了“政社关系驱动→政治耦合过程→党建引领共治结果”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五社联动”的多案例,阐释了案例中所呈现的“卷联式培育”逻辑。研究发现:(1)党领共治包括利益、权威、价值嵌入的政治耦合过程;(2)不同的政社关系和耦合方式衍生出党建引领下四种强弱配比的卷联-培育模式;(3)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可以通过资源输入、组织赋权、话语宣传三条路径,卷联社会资源、培育主体能力、适应乡村共治。基层党组织遵循卷联式培育原理发挥自主性以适应乡村共治需求,不仅实现其自身与社会主体间的双向赋能,而且为化解乡村治理行政化、激励社区善治提供了有益的治理启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一个“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的分析框架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为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对象研究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新乡贤扮演了政府、社会、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沟通者角色,发挥了反馈村民公共文化需求、协助政府履行文化服务职能、整合社会公益文化资源、促进市场力量参与的作用,并从三个维度阐述了新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乡土认同是基础,组织认同是保障,身份认同是核心。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生态农业的发展分歧及其消解机制

消解化学农业造成的生态问题需推行生态农业经营模式。生态农业是同时产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模式。当今中国农业经营者与管理者在发展生态农业上存在较大分歧,严重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由此,以社会互动理论为研究框架,使用对立统一分析方法,建构农户和农业企业-地方政府良性互动分析模型,阐述消解我国生态农业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发展分歧,以便促进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着力点

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各项工作都离不开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要立足于三个着力点,即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以提升引领能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以增加农民致富机会,促进村民自治制度不断完善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统合联营:公共领导力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理——基于H省H村的单案例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发展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议题。聚焦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从公共领导力的视角出发,对话集体行动与统合治理理论构建“统合联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公共领导力主要遵循价值、权威、利益嵌入的三重统合路径,以达成思想上的集体共识、创新经营制度上的统分形式、实现产权关系上的股权重组;进而遵循集体联营、政经联营与村社联营的三重策略实现稳定的集体行动、集体性重建以及按股分红,实践表现为支部领办合作社。统合联营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变革的基础上联动经济互助组织来发挥公共领导力,以实现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重目标,展现了其在适应政策目标与社会现实间张力中的自主性。本文对于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政策,推进公共领导力、政党自主性与适应性研究有较大意义。

养老服务中多元合作供给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组织整合的视角

目前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中,养老服务在供给主体上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然而在长者用餐服务的实证研究中,依据组织整合的视角,同时从体制、结构、运行三个层面对养老服务中多元主体的整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虽然在供给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但不同主体之间欠缺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必须从服务规划者、多元主体供给架构、信息沟通机制方面着手,建构多元供给主体的整合框架。

典型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2003—2022年的乡村典型示范政策的扎根探索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心所在,而典型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治理工具和工作抓手。解析典型治理的运行机制,是用好典型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对2003—2022年我国54份乡村典型示范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总结提炼出典型治理的运行机制理论模型框架。研究发现,协调动员、规范执行、目标调适、示范引领、总结推广是典型治理推进基层政策实施的五个关键环节。它们经由对治理结构的“上下”调和、政策过程的“松紧”调节以及扩散功能的“点面”调控,在对内集约治理和对外标杆治理的两重逻辑下,共同呈现典型治理的运行过程、作用路径和实现方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既要发挥典型治理促进基层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也要谨防陷入形式主义“盆景”和“点上开花,面上无果”的窠臼。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优质生态产品协同供给

党的十九大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民生保障任务。从满足人民天然生活资料消费需求角度看,政府、社区、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立足具体境域提供丰富的清新空气、洁净饮水、野生食物等优质生态产品,形成协同互补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格局。

如何实现全面小康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加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设计,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应将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放在全面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上;同时,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形成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耦合调适:乡村振兴中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理

脱贫攻坚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是新的奋斗目标下的重大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该议题下的党建向下赋能与乡村社会向上承接间的耦合调适机理,并以此来阐释“党建引领”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采用田野方法展开多案例研究,对话政治耦合与适应性治理理论构建了“耦合调适”的分析框架,并总结了“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党建引领下,基层多元政权力量遵循“耦合调适”机理而实现了乡村社会有效共治,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稳定的治理秩序。其核心机理在于:(1)在党政体制推动的脱贫与乡村振兴进程中,执政党的双重属性得以贯通上下界面而将基层政权的“利益、权威与价值”进行耦合,并在地化地调适为与乡村社会相适应的共治策略。(2)“党建双向拓展中的自治单向下移”的实践机制,既是耦合调适机理得以有效运作的载体,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需要的实践创新。研究的可能创新在于:关注了在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具体表现,揭示了党建引领社会共治的路径与机理,回应了政党适应性议题,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视野。

全民基本收入与全民基本服务——当代两大社会政策思潮的比较与论争

社会政策旨在以集体方式来干预个人问题。21世纪以来的金融风暴、技术变革、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诸多世界性事件都预示着人类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和充满不安全感的生存环境中,并导致全球贫困与不平等现象的恶化。那么,如何通过人类社会的集体行动来增加个人的安全感并减缓贫困与不平等呢?对此,基本收入与基本服务理念做出了回应。前者强调21世纪经济体系结构性变化中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式微而无法给人们提供经济和社会安全感,因而需要提供覆盖全民的、作为权利的基本收入;后者则突出因战后所形成的普遍服务理念与政策的衰落而导致的对人们共同需要满足的忽视,因而提倡通过全民基本服务的方式发挥集体责任来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基本服务概念与基本收入概念相伴而生,但是它们源自不同的理论脉络与社会压力,因而各有其主张和理论依据,不过两者并不完全冲突。本研究试图梳理、考察和比较这两种新的社会政策理念与计划,以丰富中国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D村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积分制被广泛运用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当中。为什么传统的积分制会在新时代乡村公共治理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其治理效能在新时代是如何发挥的?本文基于“动因-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湖南省D村的个案考察,分析了乡村公共治理中积分制的产生动因、运行机制以及实践效果。研究发现,积分制产生于行政与自治失衡引致的乡村公共治理自治组织基础动摇、村庄人情社会等非正式制度失灵导致的社会基础削弱。经由组织的整合、政府的推动以及社会的确认,最终形成了动力协调、组织调整、社会嵌入的运行机制。积分制通过激励农户参与在实践中既发挥了促进乡村治理关系的协调、社会治理的落实以及发展建设的共享等治理效能,同时也出现了引发组织创新惰性、降低干群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目标替代等制度“异化”现象。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转换与相对贫困的形成——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0年之后,相对贫困将成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形式。相对贫困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城市人口中的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贫困致因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制度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行动-贫困形成"的分析框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度的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生计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对贫困的发生是一个包含制度结构和个体行动因素的缺失集;城市相对贫困的形成存在空间分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致贫效应,城镇人口则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生计策略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上呈现出显著性。相对贫困治理应该统筹城乡扶贫、深化配套制度改革,以及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本文深化了贫困致因的制度分析,凸显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进一步强化了主观能动性在脱贫中的作用。未来应该结合农村相对贫困开展研究,比较城镇贫困与农村贫困致因的差异并统筹治理城乡相对贫困。

疫情对贫困地区影响分析及可持续脱贫建议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然而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从实践看,疫情或灾害对减贫进程会产生影响,因此要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带来的因疫返贫现象保持足够警惕,并探索因疫返贫的治理之道,从而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提供坚实保障。

生态与生计产品消费对青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湖北省恩施州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湖北省恩施州806位青年的微观数据,以民族地区青年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为议题,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研究生态和生计产品消费对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用。此项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民族地区全面现代化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发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生计体系建设效应显现,青年生活满意度整体呈现中等偏上水平;生态和生计产品消费在促进青年生活满意度提升上存在非均衡性效应;民族地区青年对生活满意关注重点由生计产品消费的满足向生态产品消费的满足转变。这些现象和变化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