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价值旋涡与公意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非公共部门本身使命使然,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的目的。公共管理改革不但缺乏政治价值的考量,也忽视了政治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往往被简约成了独立的管理环节,背负着规避目的伦理和政治价值的硬伤。将公共管理置于政治学视野,要保障公益则须始终明确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价值,发挥民主政治的深层动力,并在此基础上追求效率。

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伦理价值理念

新公共服务理论有四个理论基础和七项价值理念。通过对其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公共服务理论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伦理建设要从以满足公共利益为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公共管理者的责任等三个方面入手。

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及其阐释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政策变迁除了呈现为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结构性逻辑外,还表现为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政策均衡三个阶段性逻辑。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对于理解和掌握政策变迁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公共政策创新的理论逻辑——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为研究对象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变迁的必然阶段,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有效制度安排。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人事档案制度一直以来强化着中国的身份管理和单位管理,对于中国的人事管理和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人事档案制度突出的应该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不是身份限制和单位控制的功能。因此,人事档案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在可预见的诱致性政策创新当中,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普遍信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将为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价值误区与纠偏

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应用为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治理效率提升、跨部门合作、及时回应公众需求等。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强调透明性、责任性、整合性、共享性、创新性、回应性等价值。从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运行情况看,一些地方的治理实践在数字技术应用上存在价值误区,造成权责模糊、“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难题。为此,应做好价值纠偏,通过数字权责安排、数字协同建设、数字化考核激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等措施提升数字治理效能,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作为我国当前农村扶贫的二种力量,可视为行政国家与隐形社会。行政国家是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拓展,农村扶贫中表现为政府扶贫机构的庞大及行政扶贫权力的扩渗。隐形社会相对于无社会状态而言,在农村扶贫中表现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化及作用的隐性和潜在性。二者在农村扶贫中以"国家相对主导,社会主动参与、分开行动为先,尝试合作为后"的状态实现互动,这种作用关系对当前我国农村扶贫的扶贫战略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制度优势与运行逻辑

非政府组织农村扶贫因其扶贫模式新颖,效果明显,以点对点扶贫为主,以提升农民能力为本位而具有制度优势。相对于政府扶贫来说,从扶贫对象的选择、扶贫资源的投入、扶贫项目的监管到扶贫效果的评估,非政府组织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

罗尔斯原则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

高等教育是一种有分配作用的公共产品,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根据罗尔斯原则,高等教育公平应该遵循"普惠"和"差异"并存,坚守"正义底线"与"差异补偿"并重。本文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制度博弈和制度建构三个方面,采用案例研究、模型分析和理论推导等思维方法与演绎方式,探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寻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实现路径。

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构建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不仅包括传统的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次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合作扶贫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各合作方的利益互补。要使合作扶贫能够良性地推进,除了有一定的信息协调基础外,还必须构建相关的组织,并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农村“五保”养老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五保养老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税费改革以来。普遍认为五保养老是构建我国社会保障安全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对五保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执行环节。基本是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对比研究,缺乏关于政府支撑五保养老工作的基础理论研究。从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沿革、养老模式、困境和原因、出路等整理、归纳和评述了学术界已有的观点。对五保供养的目标操作化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应将对五保的关注提升到权利和人权层次的高度。

科学共同体实现公共责任的途径选择分析

在科学活动过程中,科学共同体不仅要面临来自同行之间的各种权力冲突还要面对来自外界的权力冲突,这种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智力或认知过程,而成为了一种利益竞争和政治过程,如何防止一些科学技术精英利用自身的话语权谋求个人利益一直是科研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当代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公共责任是遏制权力滥用、实现政府善治的有效途径,通过引入政治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责任理论,分析科学共同体公共责任的定义及表现形式,并从法律、政治、治理和伦理方面探讨了使其实现公共责任的途径,以期为公众提供更好的科学技术服务。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施行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背景材料:经国务院批准,《政府督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督查工作是抓落实、促发展的"利器",有助于打通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作为我国政府督查工作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条例》的出台实施,明确规定了政府督查的对象、内容、程序等重要事项,对于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保障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政府全面依法履职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对政府决策者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有些因素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本文通过对MOST研究项目的个案考察,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将促进社会科学影响力的研究,并促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知识供给与学术职责

知识是宏大历史场景中的文本叙事，是感性实践的理性之纬，是人类文明的智慧之源。知识是高贵的，因为它不断地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添加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撑，许多知识分子本着虔诚的心态效忠着知识并以知识的生产、占有和享用而自豪。

政策缝隙、实践困局与制度反思——以“人和婚变”为个案的分析

本文以"人和婚变"为个案,分析了由政策缺陷所产生政策缝隙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所出现的非合作博弈困局。文章认为,面对"政策空子"所出台的"政策补丁",只能是临时补救的权宜之计,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才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必然路径。调查制度、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公示制度、监督制度、反馈制度的输入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粮仓腐败”又现:如何治理“靠粮吃粮”?

背景材料:2020年7月29日,四川省青神县人民法院判处该县原国粮公司总经理陶永鸿有期徒刑4年6个月,处罚金30万元,判处该县原国粮公司副总经理、财务科科长郭秀群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处罚金10万元。国家的粮库本应成为稳定粮食市场、保障重大灾害时老百姓吃饭的"压舱石",但个别粮库的"硕鼠""蛀虫"诸如该案中的陶永鸿等人却信奉"粮库钱没腰,看你捞不捞",大肆套取、侵吞国家资金。

整改规范:给“面子工程”套上枷锁

背景材料: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再次叫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面子工程"由来已久,近年在中央及地方严管之下。

严查严办,让“围猎者”付出应有代价

背景材料:近日,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乃则、新疆新良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政涉嫌行贿犯罪问题分别被陕西省监委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委立案调查的消息相继发布,释放了强烈信号: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严惩"围猎者"。"围猎"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仅破坏亲清政商关系、损害营商环境,还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污染政治生态,必须坚决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