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命论对儒道思想的融摄

儒道两家都重视命,但与民间流传的“宿命论”迥异。儒家侧重于应然之命,即道德使命;道家侧重于本然之命,即本真之命。郭象对传统命论的最大贡献,是将儒道两家的命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建立玄学之命。郭象发挥了性命与遇命,前者主要基于道家,后者主要基于儒家。郭象通过《庄子注》,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儒道两家的天然对立,不仅复活了道家,而且将儒家的入世主义和道家的出世主义融合创新,从而将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境界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孔子如何从“君子”变成“圣人”?

“圣人”最初只是对“聪明人”的一个普通称呼,因诸子百家的“造圣运动”而变得高不可攀。孔子本人虽以圣人为高,却甘以君子自比。孔子从君子演变为圣人,前后经过了近400年的岁月。这一过程,离不开孟子、荀子、董仲舒三大儒的努力。孟子以孔子为圣人,凸显了孔子出类拔萃的道德人格、礼乐之道。荀子以孔子为圣人,突出了孔子的“圣人之教”对于“圣王之治”的作用。董仲舒直接促成了儒学与汉代政治的合作,将孔子打造成为历代帝王立法的“至圣”。孔子“至圣”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最终胜出,标志着孔子被定格为中国文化中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导致“孔子之后无圣人”。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契嵩禪門定祖說略論

禪宗的印度法脉曾一度模糊不清。北宋仁宗皇佑年間,契嵩專門撰寫《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三書,正式確定禪宗西天二十八祖之說。契嵩完成的禪門祖統論證,雖不能說無懈可擊,但即使從學術的角度看,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禪宗的西天二十八祖說到底有何歷史的意義,學術的判斷和宗教信徒的判斷是有差別的。中國佛教各宗出于傳法的需要,追認西天祖師,目的是爲了說明本宗的正統性與合法性。禪宗的存在與發展,當然不是僅憑祖統說就可以解决,但是,祖統的編造和傳承,卻是禪宗歷史發展的内在需要。

给阳明山“和”文化安一个家

"和"是中华文化永恒的主题,中华文化之"和"包括:身心之和、人我之和、人天之和。通过对世界意义的"和"文化分析,证实以"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之道才是化解当代世界各种矛盾冲突的最有效的原则。并从文字学上将"阳明"二字与"和"文化联系起来,充分考虑两岸阳明山文化之"和"、阳明山三教之"和"等因素,提出阳明山申报"中国和文化之乡"的价值与意义。

在新时代弘扬南岳佛教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 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侧记

5月9日,"慈悲心·家国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暨纪念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岳隆重举行。海内外高僧大德、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抗战救亡的壮举及其历史地位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中,周恩来当年为南岳佛教界"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众所周知,佛教是崇尚慈悲、和平的宗教,如何解读周恩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题写的这八个字,圆融"杀贼"与"学佛"的矛盾,成为必须回应的理论问题。

中医抗疫 老树新芽--通过新冠疫情看中医药文化的现代价值

已亥岁末,我国突发疫情!一种新冠状病毒肺炎从武汉,伴随着便捷的飞机、高铁、高速公路,迅速传播至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甚至引起周边邻国、欧美等地恐慌。庚子年初,举国上下投入了空前的防控疫情战役。一个月过去了,疫情终于有所缓解;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控制的状态,湖北尤其是武汉市,疫情还没有进入拐点。这次疫情最大的亮点是中医药的早期参与,明显增强治疗效果,令人耳目一新。

阳明心学与佛教禅学的内在关联

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学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阳明心学是儒学主导下的三教汇流,它的形成与王阳明的家庭教养以及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密切相关。"心即理"与"格物说"的结合、"四句教"中的"内禅外儒"说,二者构成阳明心学融通儒禅的基本立场。阳明心学最大限度地凸显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精神气质,典型地体现了宋明儒学"以儒为本、佛老为用"的主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吸取佛教禅学的精神境界和修养方法而保持了儒学的践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