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两翼：当前中国经济法学人的任务--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漆多俊教授访谈

我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山之巅,俯瞰人类社会法之长河,它从莽莽荒原流来,破石穿岩,曲折跌宕;而今正从我脚下流过,向着远方奔腾而去。远处烟雾迷茫,我无法看清它的身影,只知道那更远处便是大海……

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对民法学教育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是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确定了民法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民法典的基础性法律定位确定了在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中,民法学不仅要发挥法学专业学科的育人作用,法学其他专业的教育也要贯彻落实民法典基础性法律地位的指示精神,做好育人工作。

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中国民法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论

中国民法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是以中国民事司法实践为基础而建立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法典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建立自主性知识体系这一任务的完成。在传统民法强大的价值导向下,如果不遵循民法方法论的警醒与自觉,则会在既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遗憾的是,现有民法方法论的司法论以及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继受主义并没有实现这一转变。基于民法典的结构主义与转变的社会现实的需求,亟需构建功能主义释意模式。功能主义释意模式满足了民法典法教义学的需求,也实现了规范主义与现代化改革的融洽,理应成为建构中国民法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只有实现中国民法方法论的自主,才能实现中国民法的自主。

基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校本课程建设探索——以邵阳学院法学专业“×实务与案例研习”课为例

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实践中,邵阳学院法学专业设置了"×实务与案例研习"类课这一校本课程。为什么要开设这类课程,它们的课程性质如何确定,课程内容如何安排,课程如何实施、评价,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对于地方本科院校校本课程的建设将提供有益的借鉴。

比较宪法学与创新型大学生的培养

创新型国家呼唤创新型大学,创新型大学以培养创新型大学生为中心任务。培养创新型大学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课堂教学是主渠道,课程创新又是这一主渠道的基本环节。这首先要求从培养创新型大学生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发掘和设计各门课程的意义与功能。就比较宪法学与培养创新型大学生的关系而言,这门课程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热情,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特别有助于开阔大学生的视野,从而夯实大学生创新的基础,提高大学生创新的层次。

忠诚的道统释义及其对大学生的教育价值

儒家道统是忠诚文化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根脉,忠诚在儒家道统中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既是儒学关于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的确认,也是其构建社会理想和社会秩序、维护统治权威、开展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资源与手段。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的全时空性和“唯精唯一、允执其中”的内在精神,是儒家道统对历史发展以人为本的唯物辩证法的把握。忠诚道统的丰富内涵和精致表达,对于新时代中国大学生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而言,仍然具有返本开新和化性起伪的双重教育价值。

可读性、法学性、对话性、创新性:《党内法规学讲义》的四大特点

2023年8月,东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刘练军教授45万多字的独著《党内法规学讲义》(以下简称《讲义》)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这是党内法规学发展中的一件喜事。通读全书,笔者感受到以下四大特点:一是可读性。作者在后记中坦言,本教材的撰写是要效法其导师林来梵教授《宪法学讲义》之轻松活泼、深入浅出的课堂实录风格。这种效法无疑取得了初步成功。《讲义》的“课堂味”比较明显,文字表达灵动而不沉闷、深刻但不艰涩,而且很少“照着说”(照着文件和权威解读文章的话来讲),这对于提高本科生的阅读兴趣,是相当重要的。当然,《讲义》“分论编”的生动性比“总论编”要弱。在要素丰富性上,今后修订时可增写一些重要人物、法规的小故事,增加案例、图表、照片等。

论法学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问题意识

论文写作需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基于已有知识,并通过综合各种文献,对与法律相关的或者法律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意识。问题意识具有自觉性、针对性、批判性、整合性。法学学术论文写作要求问题意识,主要是基于彰显学术使命、革新法律实践和创新法学知识等三个层面的考虑。问题意识可以分为“是什么”型问题、“为什么”型问题、“怎么办”型问题以及“会怎样”型问题。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问题捕捉能力、深入的问题分析能力和全面的问题归纳能力。提升和强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者本人自己去培养,也要学术共同体对问题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形成推动问题意识提升的集体氛围。

大学生支教现状分析及可持续对策研究

大学生支教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得到快速发展,在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和促进大学生实践锻炼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具有自主性、流动性的特点,但存在环境差异性和教学推进两方面问题。当前,“互联网+”拓展了远程支教模式,实现了支教常态化、长期化,同时有效避免了安全问题和资金短缺问题。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支教志愿服务的实现路径:(一)强化政府管理与保障职能;(二)相关高校积极引领与监督;(三)支教学生明确自我定位;(四)建立健全相关保障措施等。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

步入数字时代,随着技术与经济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与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既回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利益平衡需求相契合。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利客体形态复杂、权利内容不清及权利交易不畅的现实困境。对此,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发展,可以从明晰相关权利主体、构建分层保护体系、廓清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及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入手,破解当前的保护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专利保护的理据与进路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是ChatGPT类应用的核心,基于其技术特征,现有著作权保护容易忽视其与传统算法的异同,只保护其具有差异性的代码内容。采用商业秘密保护,不仅会加剧算法的“不可解释性”,还会导致私人利益与公众权益的失衡。适用行业自律保护,则易诱发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不符合市场追求效益与效率的宗旨。而以“公开换保护”的专利保护既能给予其充足的保护空间,也能规制其引发的社会风险。在专利保护体系下,应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与相关客体的差异以确定其专利客体属性,从“正向界定”与“反向排除”入手以划定专利授权范围,立足于其技术特征以修正“专利三性”审查标准,明确其可专利性规则,回应ChatGPT类应用保护的现实需求,赋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论网络平台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适用与实施

过滤技术发展在促进网络版权治理的同时引起“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以及网络平台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之争议。过滤义务本质上是注意义务的延伸,设立过滤义务有助于约束平台权利滥用、发挥治理优势,规制自发过滤行为。具体适用过滤义务时,应针对大型信息存储与发布服务提供商的特定内容,制定明确合理的过滤标准并采取分类过滤措施。为保障过滤义务有效实施,应建立与“通知—删除”规则的体系衔接机制、类型化成本分担补偿机制,以及算法运行全流程人机联合审查机制。

融媒体时代广播剧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丝路之声系列广播剧为例

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传媒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以声音传播为物质载体的广播剧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及网络音频客户端快速融入普通百姓的精神消费中,在文化宣传、价值引领、道德塑造、审美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广播剧利用其声音叙事的特点,占领了乡村文化的高地。首先,丝路之声出品的系列广播剧,或取材于百姓身边的人或事,或讲述非遗民俗文化,或讴歌红色革命精神,深受百姓喜爱,大大拓展了乡村的听觉文化空间;其次,广播剧将传统乡土价值与时代核心价值观融入故事和人物形象中,激发了广大民众向善向美向真的价值追求,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最后,广播剧借助传统的声音叙事优势,以声塑形、以声传情、以声铸魂,引导民众在艺术的审美熏陶中体悟生活的真善美,提升其艺术鉴赏水平和精神修养。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论超越守法及其治理

超越守法是指企业制定并遵守比法律更为严格的自治规范的现象。企业自治规范在国家法的强制要求与社会许可的自发推动下趋于严格,促成了超越守法现象的发生。超越守法现象可分为负担自承和负担转移两种类型,其中负担转移型可能违反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企业自治规范缺乏对企业自身的限制,形式合法性欠缺以及违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原则。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多元规范助力机制的扭曲、议程设置的反制措施难以启动以及企业优位下的消费者权利契约化等。合理规制超越守法,需要从立法上明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备案审查制度,形成完备、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等。超越守法现象揭示了自下而上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具有的可能性,但其违反法治原则的问题也表明自上而下的法治社会建设路径也应当同时相向发力,合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赋能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资产化的法律配置

数据要素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前提。数据要素具备虚拟替代性、多元共享性、跨界融合性,其转变为数据资产的关键在于,能被拥有或控制、很可能带来经济利益以及能够得到可靠计量。在此基础上,数据资产可以培养新质劳动力、孕育新质劳动对象、催生新质劳动资料,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质态。当前数据要素在资产化进程中,面临着权属界定不明确、安全保障不充足、会计确认不清晰、合规审查不完备之现实困境,阻碍数据资产乘积效应的发挥。故而,应立足于实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赋权”向“行为”转变,调整数据资产权益分配模式;完善数据资产保护体系,优化隐私数据评估机制;细化数据资产的价值计量与列示披露标准;基于数据来源与利用层面,改进数据资产合规审查机制。以此确保数据要素资产化在国家经济转型中发挥正向驱动作用,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的异化及其矫正

经由算法赋能、私法制度提供合法性的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借助公权力体系肆意扩张,正在架构新的社会关系和催生新的社会规范。算法的设计缺陷和法律规制的缺失使得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存在异化为私主体的利益实现工具的风险,可能造成对网络用户合法权益的侵犯,具体体现为侵蚀用户表达权利、挤压公众合理使用空间、剥夺用户经济利益等。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应成为矫正网络著作权算法私人执法异化的规制目标,循着公权力合理限制私权力、增益私权利对抗私权力的规制思路,通过立法建立限权与赋权的制度体系,具体应建立算法审查制度、基本权利保护责任制度以及算法问责制度,配置用户算法解释权和申诉权等,可激发最大制度性合力,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教育法典编纂的“公因式元素”及其逻辑主线

编纂契合新时代需求的教育法典,需要运用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运用该技术提取“公因式元素”,契合法典总分模式的体例要求,符合司法裁判的规范适用要求,得到国内外法典编纂的有效验证,符合中国教育国情的实际需求。教育法典提取“公因式元素”的过程分为三步:首先确定提取范围,其次通过因式分解法以相似性确定提取类别,最后通过逻辑涵摄方法以共有性提取特定“公因式元素”。教育法基本原则具有天然“公因式元素”属性;以法律效果和构成要件为双重标准,可进一步提取其他“公因式元素”,大致包含受教育权、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等。基于逆向逻辑检视,可以洞察教育法典的各“公因式元素”之间存在一条以“权力-权利”为核心紧密联结的逻辑主线,其以保障受教育权为逻辑起点,保障教育主体权利、规范教育活动和呈现合理教育内容为联结中介,以国家教育权为外部保障,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