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外科术后体内残留起搏导线的预防及处理

目的探讨心脏外科术后体内残留起搏导线引起的并发症和及处理及预防方法。方法对13例心脏外科术后体内残留起搏导线并出现并发症的患者采取直视下直接夹取法和手术切开取出法。结果 9例患者采用直接夹取法取出残留起搏导线,4例患者经手术切开取出体内残留起搏导线。拔除过程顺利,无出血或胸痛等并发症。所有患者顺利康复,随诊1个月~2年,无其他并发症发生。结论心脏外科术后体内残留起搏导线可引起多种并发症,建议心脏外科手术患者出院时尽可能将临时起搏导线完整拔除。

儿童先天性心血管病手术后的肝功能异常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先天性心血管病手术后肝功能异常(abnormal liver function test,aLFT)的发生率、临床特征、危险因素。方法:以2017年行手术治疗的143例年龄<18岁先天性心血管病患儿为研究对象,术前1 d、术后连续5 d抽血检测肝功能,记录围手术期的临床资料,分析术后aLFT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共43例(30%)发生aLFT,其中5例(3.5%)有急性肝损伤(acute liver injury,ALI)。6 d肝功能检测中总胆红素、谷草转氨酶以术后第1天最高,谷丙转氨酶以术后第2天最高,白蛋白以术后第4天最低;术后第1天发生aLFT(22/43,51.2%)最常见。aLFT(+)组患儿体型较小,先天性心血管病手术风险评估共识(the risk adjustment for congenital heart sugery-1,RACHS-1)评分≥3分和发绀型病例比例高,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时间较长、术后心肌肌钙蛋白(cardiac troponin I,c TnI)较高,术后正性肌力药物评分(inotropic score,IS)较高,输血制品较多,机械通气时间较长,ICU时间和住院时间较长,肝外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均较高(均P<0.05)。Logistics回归分析示RACHS-1≥3分、发绀、CPB时间、术后c TnI、术后IS、术后血制品输注、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是aLFT的危险因素,其中机械通气时间是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先天性心血管病患儿术后aLFT常见且结局不良,机械通气时间是其独立危险因素。

左心转流下人工血管置换术治疗胸腹主动脉瘤

目的:胸腹主动脉瘤人工血管置换术是目前心血管外科领域最复杂的手术之一。在修复胸腹主动脉瘤的同时预防和避免重要脏器缺血是该手术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总结并分析左心转流下人工血管置换术治疗胸腹主动脉瘤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左心转流下人工血管置换术的15例胸腹主动脉瘤患者的手术资料。Crawford分型Ⅰ型2例,Ⅱ型8例,Ⅲ型3例,Ⅴ型2例。择期手术14例,急诊手术1例。手术均在左心转流下完成,术前常规进行脑脊液引流。通过左下肺静脉插管及腹主动脉远端或左侧股动脉插管,建立左心转流通路。分段阻断主动脉后逐段置换胸腹主动脉。切开腹主动脉后,采用冷晶体肾保护液灌注双肾,持续温血灌注腹腔干和肠系膜上动脉。结果:死亡1例,为主动脉A型夹层术后胸腹主动脉瘤患者,术中采用直血管修补胸腹主动脉瘤,将腹腔动脉分支修剪成岛状后与人工血管吻合;术后吻合口发生大出血,在大量输血过程中发生过敏反应导致死亡。1例患者因脊髓缺血性损伤导致截瘫。其他患者术后恢复良好,均痊愈出院。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为(16.5±13.8)h,术后住院时间为(10±4)d,术后红细胞输注量为(13±9)U。术后随访2个月至2年,患者恢复满意。结论:左心转流下人工血管置换术治疗胸腹主动脉瘤效果好,值得在临床推广。

感染性心内膜炎外科手术治疗110例回顾分析

目的了解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临床特征、术后短期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手术治疗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110例,通过电子病历信息系统及纸质病历收集数据并整理分析。结果共纳入110例患者,年龄(40.8±14.5)岁,男性占63.6%,病程持续时间为(85.6±77.8)d,最常见症状为发热(72.7%)、气促(56.4%)、胸痛或胸闷(38.2%)。共有20例(18.2%)患者出现各类血管栓塞事件。50例(45.5%)患者有明确易感因素,最常见易感因素依次为主动脉瓣二叶瓣畸形、其他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术前心功能Ⅲ级或Ⅳ级占75.5%。术后死亡4例,其中3例双瓣膜置换术,1例三尖瓣置换术,其他瓣膜置换或成形术无死亡事件。术前C反应蛋白(CRP)浓度与术后死亡事件相关,术前C反应蛋白浓度及术后肌酐浓度与术后并发症相关。结论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术后短期预后可能与术前C反应蛋白浓度及术后肌酐浓度相关。

4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术后并发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监测

2013年7月至2015年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收治的复杂先心病接受心脏直视手术的患者中有4例先后出现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eparin-induced thrombocytopenia,HIT),通过严密动态监测血小板计数,观察HIT所致的栓塞性皮肤损伤情况,监测阿加曲班用药效果等综合治疗,3例痊愈,1例死亡。HIT是接受肝素治疗出现的罕见的严重并发症,栓塞发生率和病死率较高。早期识别、早期诊断高风险人群可以有效改善预后。

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症肺炎的治疗策略

目的:研究先天性心脏病婴幼儿合并重症肺炎的不同治疗方法及预后,探讨最佳的治疗策略。方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2014年1月至12月共收治27例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症肺炎的患儿,其中男18例,女9例;年龄2.0～19.0(5.9±4.3)个月,体重3.3～10.0(5.8±1.8) kg;均采用完全控制肺部感染后再考虑手术治疗的策略(内科治疗组)。2015年1月至12月共收治29例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症肺炎的患儿,其中男15例,女14例;年龄2.0～27.0(6.1±3.9)个月,体重3.1～8.0(4.8±1.0) kg;积极采用抗生素及对症支持治疗,无明显改善则安排手术治疗(联合治疗组)。结果:内科治疗组患儿住院时间为3～26(11±6) d,1例院内死亡。出院后有5例选择进一步手术治疗。联合治疗组患儿术前住院时间1～21(10±6) d。联合治疗组患儿总的住院时间为14～48(24±9) d,手术后住院时间为6～35(14±7) d。随访30 d,联合治疗组患儿有1例死亡,为术后当天死亡,病死率为3.4%。内科治疗组6例死亡,病死率为22.2%。结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症肺炎需要尽早手术治疗,矫正心脏畸形,减少肺部血流,有助于肺部感染的控制,减少病死率。儿科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积极合作是治疗这类患儿的有效保障。

早期活动联合作业治疗对心脏手术后患者谵妄的预防效果

目的 探讨早期活动联合作业治疗对心脏手术后患者谵妄的预防效果.方法 将本院进行心脏手术的患者66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患者术后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的护理方案基础上进行早期活动联合作业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CAM-ICU评分、RASS评分、镇静药物剂量、住ICU时间及身体约束率.结果 实验组谵妄发生率及异丙酚用量均少于对照组(P<0.05),右美托咪定使用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身体约束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住ICU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心脏手术后患者进行早期活动联合作业治疗干预,鼓励患者行走、串珠等训练,提高患者身体约束能力,有利于减少谵妄发生.

围手术期肺康复对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围手术期肺康复对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患者日常生活能力(ADL)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胸外科2019年1—6月胸腔镜下行肺癌根治的94例患者为对照组,接受心胸外科围手术期常规治疗;选取2019年7—12月由同一组医生行肺癌根治的患者100例为试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呼吸锻炼和循序渐进活动为主的围手术期肺康复训练。于入院时、术后第1天、术后第3天、出院前收集患者ADL(Barthel指数量表)评分,于入院时和出院后一个月收集患者生活质量评估量表(EORTC-QLQ-C30)评分,比较两组患者ADL和生活质量状况。结果 试验组患者术后第1天、术后第3天和出院前ADL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出院后1个月除疼痛、失眠外,试验组生活质量其他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围手术期肺康复可以提高胸腔镜下肺癌根治患者的ADL,提高生活质量。

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肺炎风险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价

目的 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AAD)患者术后肺炎的危险因素,构建AAAD患者术后肺炎的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4年1月—2020年6月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行AAAD紧急手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全子集回归筛选预测因子,以及约登指数确定连续型资料的截断值,基于二分类logistic回归构建AAAD患者术后肺炎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价模型的性能。结果 共纳入210例AAAD患者,53例(25.24%)发生术后肺炎。采用全子集回归共筛选出6个预测因子并根据约登指数确定截断值:男性(OR=2.21,95%CI:0.88~5.54)、慢性肺部疾病(OR=2.53,95%CI:1.12~5.74)、血小板分布宽度17.5%(OR=3.27,95%CI:1.57~6.78)、手术时长9 h(OR=2.76,95%CI:1.25~6.06)、机械通气时长99 h(OR=3.87,95%CI:1.63~9.18)和红细胞输注9单位(OR=1.69,95%CI:0.80~3.60)。构建的AAAD术后肺炎风险预测模型AUC为0.789(95%CI:0.718~0.860),最佳风险阈值为0.21。校准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P=0.48)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校准度。决策曲线显示在术后肺炎预测风险为0~69%的患者使用本模型能够获益。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AAAD患者发生术后肺炎的风险,临床可对高风险患者实施早期干预。

健康管理中心甲状腺结节检出人群健康教育的研究进展

甲状腺结节是指甲状腺内的肿块,常在健康体检中发现。随着人们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长时间处于负面情绪状态下等,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及发病率逐年上升,从而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健康管理中心甲状腺结节检出人群的健康教育相关性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此人群制订全面有效的教育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以提高其对该疾病的认识、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P2X4受体在瑞芬太尼诱发大鼠术后痛觉过敏中的作用

目的:探究P2X4受体在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过敏中的作用。方法:成年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随机分为尾静脉泵注生理盐水组(N0组)、瑞芬太尼0.5μg/(kg.min)组(R1组)、瑞芬太尼1.0μg/(kg.min)组(R2组)、瑞芬太尼1.5μg/(kg.min)组(R3组)、瑞芬太尼5.0μg/(kg.min)组(R4组)。于处理前1 d(T1),尾静脉置管后30 min(T2),停药后30 min(T3),1 h(T4),2 h(T5),24 h(T6)测量大鼠机械缩足阈值(paw withdrawal mechanical threshold,PWMT)和热缩足潜伏期(paw withdrawal thermal latency,PWTL),获得诱导痛觉过敏最佳的瑞芬太尼输注速度;随后取成年雄性SD大鼠,分为尾静脉置管后泵入生理盐水组(N组)、尾静脉置管后泵入瑞芬太尼1.0μg/(kg.min)组(R组)。于上述处理时间点T1,T2,T4测量大鼠PWMT和PWTL,并于停药后1 h选取大鼠脊髓腰膨大检测P2X4受体的m RNA和蛋白表达。另取成年雄性SD大鼠,并将其分为切口痛模型并尾静脉置管后泵入生理盐水组(I+N组)和切口痛模型并尾静脉置管后泵入瑞芬太尼1.0μg/(kg.min)组(I+R组)。于上述处理时间点T1,T2,T3,T4,T5,T6以及8 h(T7)和72 h(T8)测量大鼠PWMT和PWTL,于停药后1 h取大鼠脊髓腰膨大组织检测P2X4受体的mRNA和蛋白表达,免疫荧光检测小胶质细胞激活的状态。结果:T3和T5时间点PWMT和PWTL的趋势均为R4组<R3组<R2组<R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T4时间点R2,R3,R4组的PWMT和PWTL趋势为R4组<R2组、R4组<R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R2,R3,R4组在T4时间点的PWMT和PWTL低于其他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N组相比,R组大鼠T4时间点的PWMT和PWTL均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R组与N组两组大鼠脊髓腰膨大的P2X4受体蛋白和mRN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I+N组相比,I+R组大鼠在T4,T5,T6时间点的PWMT和PWTL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I+R组大鼠脊髓P2X4受体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此外,I+R组大鼠脊髓背角的小胶质细胞的活化较I+N组明显增强。结论:静脉注射瑞芬太尼可致大鼠痛觉过敏,单纯静脉注射瑞芬太尼导致的痛觉过敏可能与P2X4受体无关;瑞芬太尼可导致切口痛大鼠出现更明显的痛觉过敏,其中小胶质细胞活化及P2X4受体可能参与瑞芬太尼诱发术后痛觉过敏的形成机制。

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对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带状疱疹发病率影响的Meta分析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全球患病率接近1%[1],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等低中等收入国家,受影响人口数量巨大,致残率高,严重影响病人生活质量,消耗医疗资源,是主要的医疗负担。RA在全球残疾原因排名第42位,对病人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2,3]。其比较常见治疗手段包括传统的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物(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和生物制剂,其中生物制剂中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Tumor necrosis factor inhibitor,TNFi)作为近年来一类新兴药物,因有效性较高而得到广泛应用。

房颤导管消融术复发的危险因素

导管消融技术改变了心房颤动的治疗策略,且其疗效确切,手术创伤小。导管消融术治疗房颤结局显著优于抗心律失常及控制心室率等药物的治疗方案,但其术后心房颤动的复发率高,其复发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基础疾病、左心房体积、肺静脉容积、基因、房颤类型、手术方式等。针对这些因素进行相应调整,对改善导管消融术后的临床疗效及预后至关重要。

血浆髓过氧化物酶与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关系研究

目的分析血浆髓过氧化物酶(MPO)与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研究2017年9月-2018年3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射频消融治疗的房颤患者45例,术前检测血浆MPO水平并行超声心动图等检查,术后随访1年,根据房颤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与未复发组。结果所有患者随访时间12个月。房颤术后复发率为31.1%(14/45),其中阵发性房颤复发率为25.0%(8/32),持续性房颤复发率为46.1%(6/13)。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术前MPO>50.5 ng/ml与房颤术后复发有关[H^R=4.292(95%CI:1.153,15.985),P=0.030]。结论房颤消融前血浆MPO水平>50.5 ng/ml与术后复发相关。

杂交手术治疗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研究进展

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病死率高,并发症多的外科危重症.对于A型夹层的治疗,手术方式与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目前还存在争议.目前常用的手术方式为升主动脉置换及全主动脉弓置换加“象鼻”支架术(“孙氏”手术),其适应证是累及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及降主动脉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1],但此术式时间相对长、创面大、出血大,对手术技巧要求高,同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多[2].近年来,对于破口近弓部分支的A型主动脉夹层,应用主动脉弓部血管重建联合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的杂交手术体现出相对优势,因其可以同时将血管介入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和影像学诊断一并完成,且术后并发症相对低,应用也越来越广泛[3].

Del Nido停搏液和HTK停搏液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中的临床效果比较

目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危及患者生命的心血管疾病,一般采用体外循环下心脏外科手术治疗,手术难度大、时间长,心肌保护在手术过程中尤为重要。组氨酸-色氨酸-酮戊二酸(histidine-tryptophanketoglutarate,HTK)停搏液是一种细胞内液型心肌保护液,已广泛运用于各类心脏停搏下体外循环手术。Del Nido停搏液是一种细胞外液型心肌保护液,最初用于小儿心脏外科手术,后逐渐应用于各式小儿及成人心脏外科手术中。本研究通过分析接受体外循环下心脏外科手术的急性Stand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不同时间点的部分检验指标及临床表现,旨在比较Del Nido停搏液和HTK停搏液应用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中的心肌保护效果和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并进行手术的431例急性Stand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排除标准剔除部分资料后,依据患者术中使用的停搏液分为HTK组和Del Nido(DN)组,使用R统计软件包对2组患者的部分特征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最终共纳入81例患者,其中DN组40例和HTK组41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高血压、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比较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资料、术后并发症资料以及不同时间点时的血气分析指标与心肌损伤指标。结果:DN组相较于HTK组有更高的心脏自动复跳率(41.5%vs 15.0%,P=0.005)以及更少的术后住院天数[10.0(8.0,14.0)vs 13.0(11.0,9.0),P<0.05]。在血气分析变化方面,DN组在体外循环开始后即刻钠离子和钾离子浓度均显著高于HTK组(均P<0.05)。不同时间点心肌损伤指标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术后并发症方面,DN组的心脏并发症发生率远低于HTK组(0 vs 12.5%,P=0.026)。结论:Del Nido停搏液应用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时与HTK停搏液有相似的心肌保护效果,且具有更高的心脏自动复跳率和更低的心脏并发症发生率。Del Nido心脏停搏液在未来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但本研究结论需大样本临床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磁共振T1、T2 mapping技术定量评价左心室不同区域心肌初始T1、T2值

目的检验磁共振T1、T2 mapping技术扫描获得的左心室短轴心肌不同区域和短轴全部心肌的初始T1值、T2值的差异,比较短轴层面测量间隔壁和全部心肌两种方法的差异。方法对26例健康者进行3.0 T心脏磁共振T1 mapping和T2 mapping扫描。分别测量间隔壁、前壁、侧壁、下壁和包括短轴层面整体心肌的初始T1值、T2值,比较不同区域和短轴全部心肌的初始T1值、T2值的差异。结果基底层、中间层不同区域心肌初始T1值不全相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84、2.641,P=0.001、0.037),间隔壁心肌T1值高于前壁和侧壁(P=0.005、0.023)。基底层、中间层和心尖层不同区域心肌T2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底层、中间层、心尖层短轴全部心肌初始T1值和T2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间隔壁与短轴全部心肌的初始T1值、T2值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健康者左心室心肌初始T1值存在区域差异,心肌T2值无明显区域差异,测量心肌T1值、T2值时应考虑到区域性差异的影响并规范测量方法。

改良俯卧位对俯卧位通气临床疗效及并发症的影响

目的观察改良俯卧位对俯卧位通气(PPV)临床疗效及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将该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行PPV的52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26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方法进行PPV,实验组采用改良俯卧位进行PPV。比较两组患者PPV的临床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间俯卧位前和俯卧位后12 h的氧合指数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俯卧位后12 h的氧合指数均较各组俯卧位前明显改善(P<0.05);两组患者气管插管脱出、血流动力学显著波动、误吸和面部水肿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皮肤压疮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改良俯卧位对PPV的临床疗效无显著影响,但可以降低皮肤压疮的发生率。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2014年1月—2019年11月医院收治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38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死亡4例作为死亡组,存活376例作为对照组。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伴肾功能不全、D-二聚体水平、体外循环时间及术后并发症是急性Stanford A型AD患者术后死亡的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65岁、伴肾功能不全、D-二聚体水平≥9.0 mg/L、体外循环时间≥270 min及术后并发症为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为高龄、体外循环时间过长、D-二聚体水平升高、伴有肾功能不全及术后并发症,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医护人员施以防护性措施,以此降低术后病死率。

逆行脑灌注在主动脉根部和右半弓置换手术中的应用

目的:涉及主动脉弓的心脏手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故术中脑保护措施非常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同期行主动脉根部和右半弓置换手术中应用深低温停循环及逆行脑灌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主动脉根部和右半弓置换手术且在术中采用深低温停循环及逆行脑灌注技术的患者31例,其中主动脉瘤病变23例,主动脉夹层8例。主动脉根部置换采用Bentall手术者26例,采用David手术者5例。术中停循环及逆行脑灌注时间为(21.9±5.2)min。观察并计录住院病死率、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及其他不良事件。结果:未出现术后死亡及持久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2例出现短暂谵妄,2例出现低氧血症,1例进行了二次开胸。随访时间为6~36个月,患者恢复满意。结论:在主动脉根部和右半弓置换手术中,应用深低温停循环和逆行脑灌注技术可以简化操作且安全有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