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片材料在心血管手术中的应用进展

心血管补片作为替代部分心脏或血管组织的人工移植物材料,在心血管手术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心血管补片材料(合成材料和生物材料等)的不足可能导致术后长期效果不理想甚至某些致命的并发症。近年来一些新型材料(如组织工程材料、三维打印材料等)也在积极研发中。补片材料在血管成形术、心脏房室壁或房室间隔修补术、瓣膜置换术等心血管外科手术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心血管补片材料临床需求较大,但由于该材料需要具有适应正常凝血机制、耐久性、促进术后近期内皮化、抑制术后远期的内膜过度增生等特性,其研发过程较为复杂。总结各类心血管补片材料的特点及其在心血管疾病手术中的应用,对临床中手术材料的选择和心血管补片材料的研发具有一定意义。

基于纳米材料的光学治疗在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的应用与研究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是由血管壁脂肪堆积引起的动脉壁慢性炎症反应,是引起心血管狭窄/闭塞性疾病的主要原因。然而目前临床上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冠状动脉或外周动脉狭窄/闭塞血管主要通过介入治疗,其存在易发生血管再狭窄和预防内膜增生的药效时间有限等缺点。然而随着纳米材料的兴起,无创的光学治疗为动脉狭窄/闭塞性疾病带来了新的机会。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基于纳米材料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光学治疗方法,并对其在临床治疗的应用前景做出展望。

转化生长因子β通路对血管再狭窄的影响及其机制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血管再狭窄中重要的调控分子,在血管再狭窄的发生、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TGF-β是TGF-β超家族成员之一,可与TGF-β受体相结合,通过经典的依赖Smad蛋白通路或非经典通路将膜外信号转导到膜内,从而调控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和凋亡的过程。血管再狭窄至今仍是心脑及外周血管疾病中难以攻克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其发生、发展机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预防术后血管再狭窄或延长血管通畅时间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TGF-β通路在不同细胞类型中表现出多样性,探讨TGF-β在不同细胞类型中的作用及其对血管再狭窄的具体影响有助于为TGF-β与血管再狭窄的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和策略。

血管内超声在主动脉腔内治疗中的应用与进展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和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因创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而在主动脉疾病治疗中被广泛使用且不断发展。与开放手术相比,TEVAR和EVAR的死亡率和再干预率较低[1],但手术时仍存在动脉直径测量不准确、图像清晰程度不足等问题,影响术中判断。实践中对于传统DSA和CTA的改进并不能完全满足要求,而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作为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检查的辅助手段,可弥补不足[2,3]。

血管内超声在下肢动脉腔内治疗中的应用分析

目的:探讨血管内超声(IVUS)在下肢动脉闭塞病变患者腔内血管重建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接受IVUS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指导下腔内技术治疗的24例下肢动脉闭塞病变患者术前、术中情况和术后随访数据,比较IVUS和DSA对血管准备后残余狭窄和夹层程度的判断结果,对比患者术前和术后的跛行距离和治疗侧肢体踝臂指数,分析患者的生存率、治疗侧肢体血管通畅率和严重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9例(79.2%),女性5例(20.8%);平均年龄为(64.7±13.6)岁;23例(95.8%)病因为动脉硬化闭塞症,1例(4.2%)为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共治疗24条肢体,技术成功率为95.8%。所有患者在下肢动脉腔内治疗中均成功进行IVUS检查。术中使用IVUS和DSA判断血管准备后的残余狭窄程度[面积百分比vs.直径百分比:(79.6±13.3)%vs(47.6±27.8)%]和夹层程度分级[(4±1)级vs(.3±1)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平均随访(8.0±4.5)个月,患者生存率为100%,无截肢事件发生,治疗侧下肢动脉通畅率为91.7%。结论:IVUS辅助下肢动脉腔内治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效果,对于发现血管准备后病变残余狭窄和夹层形成的可能比DSA更敏感。IVUS作为下肢动脉腔内治疗的辅助影像学工具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仍需更多临床研究结果的支持。

胸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中造影剂对肾功能影响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中使用的造影剂(碘克沙醇)对患者围手术期肾功能的影响和相关因素的分析。方法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2016年1月-2017年1月所进行的216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收集术中使用造影剂的剂量及术前术后肾功能变化的结果,利用非配对t检验分析术前和术后2组间的差别。利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计算肾功能变化幅度与患者性别、年龄、造影剂剂量、肾脏基础疾病情况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本组患者共216例,男性患者171人(79.2%),女性患者45人(20.8%)。年龄为(53.3±11.5)岁。所有患者全部诊断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并成功实施TEVAR。所有患者术中均使用碘克沙醇作为造影剂,使用剂量为(90.7±12.7)mL。所有患者术后肌酐值(Cr)比术前均有所升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53);所有患者术后尿素氮(BUN)比术前有所升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8)。术前存在肾脏基础疾病(肾功能衰竭、肾病综合征、夹层累及肾动脉影响单侧或双侧肾动脉血供)的患者与无肾脏基础疾病患者进行比较,术前和术后肌酐变化值(ΔCr)和尿素氮变化值(ΔBUN)差异显著(ΔCr P<0.0001;ΔBUN P=0.0014)。患者术前和术后ΔCr和ΔBUN与性别、年龄、造影剂用量和肾脏基础疾病存在相关性,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TEVAR中使用碘克沙醇造影剂的剂量为较低剂量。在使用后,可引起患者Cr和BUN的显著升高,但并未达到严重的急性肾功能损伤。已存在肾脏基础疾病或夹层影响肾动脉供血的患者较无以上情况患者,Cr和BUN的升高水平显著升高。进行TEVAR的患者造影剂造成的肾功能损伤的程度与性别、年龄、造影剂用量和肾脏基础疾病存在相关性,但并不显著。

可调节预开窗主动脉覆膜支架的动物实验研究

目的:为保留主动脉弓上分支动脉,对主动脉弓部病变进行开窗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即开窗TEVAR(fenestrated-TEVAR,f-TEVAR),其中最常用的是体外开窗和原位开窗技术。然而这两种技术均改变了支架的物理结构,可能影响支架的远期稳定性。笔者所在的团队设计了一款可调节预开窗主动脉覆膜支架并获得了专利。本研究旨在通过动物实验证明这款支架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前期数据。方法:对8只健康的拉布拉多犬行可调节预开窗主动脉覆膜支架的腔内植入术和主动脉弓部的开窗操作,植入支架前后分别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评价手术是否成功。术后将8只实验犬分为4周组(饲养4周组)和12周组(饲养12周组)。处死前1天行主动脉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结果:手术成功率为100%。术中无大出血发生,无开窗无法释放事件发生。开窗位置移动平滑,支架退出均顺利。4周和12周的主动脉CTA复查结果提示支架无移位。所有弓上动脉均保持通畅。结论:使用可调节预开窗主动脉覆膜支架在犬类主动脉植入模型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本研究为该款支架的进一步优化和涉及主动脉弓部病变的人类f-TEVAR植入提供了参考。

高良姜素通过抑制JAK2-STAT3磷酸化减轻小鼠内皮炎症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目的探讨高良姜素(Gal)对内皮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AS)发生发展的拮抗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将APOE^(-/-)小鼠随机分为溶媒组和Gal组。喂食12周高脂饲料,在第8周Gal组灌胃80 mg/(kg·d)的Gal进行干预,检测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油红O染色法检测斑块面积,qPCR法检测主动脉弓以及其内膜处ICAM1、CD62e的mRNA表达。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中加入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Gal、STAT3激动剂(Colivelin)处理,CCK8实验检测细胞活力,qPCR法和Western blot检测ICAM1、VCAM1、CD62e的mRNA和蛋白表达以及p-STAT3、p-JAK2的蛋白表达,内皮细胞黏附试验检测THP-1细胞黏附于HUVECs相对密度。结果与溶媒组相比,Gal显著减少小鼠主动脉大体及其根部粥样斑块形成,减低小鼠血浆中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Gal使小鼠主动脉弓部及其内膜的ICAM1和CD62e的mRNA表达减低。50μmol·L^(-1)Gal对HUVECs无毒性;TNF-α均可使HUVECs中ICAM1、CD62e、VCAM1的mRNA和蛋白表达以及p-STAT3、p-JAK2蛋白表达升高;TNF-α可使黏附于HUVECs的THP-1细胞个数增加。Gal加入后可显著降低ICAM1、CD62e、VCAM1的mRNA和蛋白表达以及p-STAT3、p-JAK2蛋白表达;Gal使得黏附于HUVECs的THP-1细胞个数减少。与TNF-α+Gal组相比,Colivelin增加ICAM1和VCAM1的蛋白表达。结论Gal通过抑制JAK2-STAT3磷酸化减轻小鼠内皮炎症改善动脉粥样硬化。

下肢缺血性疼痛的镇痛药物治疗及其进展

下肢剧烈疼痛是下肢动脉缺血性疾病患者的常见症状。一般镇痛药物治疗的效果不理想,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加重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几率。本文综合已报道的文献,分析下肢动脉缺血疼痛的机制,介绍目前较常见的可用于临床治疗下肢缺血性疼痛的镇痛药物,并结合镇痛药物的特点和下肢缺血疼痛的机制介绍适用于临床的镇痛效果较好的药物,同时对这些药物的研究和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腔内治疗术后腹主动脉瘤破裂的治疗进展

腹主动脉腔内修复术(endovascular aortic aneurysm repair,EVAR)是用支架型人工血管隔绝瘤体内血流,防止动脉瘤破裂,从而达到治疗目的[1]。EVAR自1991年问世以来[2],因微创、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低、术后早中期疗效理想等优势而逐渐成为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的主要治疗方式。随着产品的更新迭代,支架移植物柔顺性、贴附性的大幅改进,定位锚定辅助装置及输送系统口径的不断优化,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开窗、烟囱和分支型支架等新技术的出现,EVAR在近30年的发展迅猛。但多个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表明,EVAR并不具备远期优势,且有较高的再干预率,这主要来自腔内技术引起的术后并发症。其中,EVAR术后AAA破裂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0.9%~1.1%[3,4],而死亡率高达38.7%~66.7%[4-7]。了解EVAR术后AAA破裂的危险因素及处置方案,是预防其发生的重要环节;及时进行救治,则是降低死亡率的重要保证。本文对EVAR术后AAA破裂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主动脉弓部病变的微创化治疗

主动脉弓部疾病主要包括累及主动脉弓部动脉瘤、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假性动脉瘤、主动脉溃疡和壁间血肿等病变。病因多为动脉老化、硬化、高血压和遗传性疾病(Marfan综合征,Loeys-Dietz综合征等)。

132例血管瘤与脉管畸形日间硬化剂治疗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血管瘤和脉管畸形患者日间硬化剂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2年1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日间病房收治的132例血管瘤和脉管畸形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男性55例, 女性77例;血管瘤36例, 静脉畸形78例, 动静脉畸形7例, 淋巴管畸形2例, 毛细血管畸形4例, 其他5例。比较分析不同病变类型患者的一般资料、治疗情况和并发症情况。结果 132例患者中, 总计完成注射275次, 每人(2.1±1.4)次(范围:1~9次)。1%聚多卡醇注射液用量176支, 3%用量111支, 单次注射(5.3±3.4)ml。直接注射185次, 单次注射聚多卡醇泡沫(4.0±2.8)ml;超声引导下注射90次, 单次注射(7.9±3.2)ml;两种注射方式下注射剂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05, P<0.001)。1%聚多卡醇使用171次, 单次注射(4.2±2.9)ml, 3%聚多卡醇使用104次, 平均单次注射(6.8±3.6)ml;两种浓度单次注射剂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938, P<0.001)。总有效率92.5%(122/132), 包括治愈率37.2%(49/132), 好转率55.3%(73/132), 无效率3.0%(4/132), 4.5%(6/132)的患者无法评估疗效。血管瘤、静脉畸形、动静脉畸形和淋巴管畸形治疗有效率分别为97.2%(35/36)、93.6%(73/78)、100%(7/7)和100%(2/2)。13例患者出现并发症, 其中动静脉畸形并发症发生率为42.9%(3/7)。结论血管瘤、静脉畸形和淋巴管畸形的泡沫硬化剂治疗有效率高, 在超声引导下进行日间治疗安全可行。

主动脉壁间血肿的诊疗进展

主动脉壁间血肿(intramural hematoma,IMH)由Keukenberg[1]在1920年首次描述,其临床表现和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主动脉穿透性溃疡(penetrating aortic ulcer,PAU)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被并称为急性主动脉综合征(acute aortic syndrome,AAS)。既往认为IMH是一种少见的主动脉疾病;但是,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影像技术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深入,IMH的报告率逐渐提高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本文就IMH的发病机制、流行病学、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和诊疗前沿进展进行综述如下。

新型一体三分支支架系统用于主动脉弓部病变的FIM研究

背景与目的: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胸主动脉疾病的治疗,但主动脉弓部疾病由于其治疗难度大,风险高,是TEVAR的难点和研究方向之一。特别是如何用微创的方式重建主动脉弓部三分支,是目前血管外科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目前有杂交技术、烟囱技术、带分支支架技术、开窗技术等新的方法用于主动脉弓部疾病的腔内治疗,但这些技术都有其局限性。本文总结一种新型一体式三分支支架系统(Concave Supra-arch branched stent-graft系统,简称CS系统)用于主动脉弓部病变腔内治疗的first-in-man(FIM)研究结果,探讨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8月—2023年4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采用CS系统治疗主动脉弓部疾病的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CS系统的技术成功率、血管通畅率、内漏发生率和近期临床效果。结果:5例患者包括缺乏近端锚定区的主动脉弓部动脉瘤患者4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1例;男性4例,女性1例;年龄51~79岁。其中2例患者合并高血压,2例合并冠心病,1例合并糖尿病,3例存在脂代谢异常。全部5例患者手术中均顺利置入CS系统。无血管破裂、死亡等严重并发症。平均介入时间(72.4±16.9)min,平均总手术时间(169.4±19.6)min,平均造影剂使用量为(79.0±6.5)mL。术毕造影均显示瘤体隔绝完整,夹层破口封堵完全,未见内漏且分支支架形态良好,无狭窄闭塞。术后入住ICU时间(24.2±3.2)h。围手术期均无严重并发症,存活率100%。术后2周5例患者均顺利出院。出院复查CTA检查均显示三分支支架系统位置满意,无内漏,弓上三分支血管无狭窄闭塞。5例患者随访一般情况良好,无心脑相关事件,存活率100%,其中最长随访时间已达6个月。随访期间未发现支架移位,内漏,亦无二次介入情况。结论:CS系统为一款带有凹槽结构的一体化支架系统。该系统从设计上优化了主动脉弓部全腔内修复的脑保护策略,在治疗缺乏锚定区的主动脉弓部病变同时能有效保留弓部分支血管,一体化的设计也使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CS系统用于主动脉弓部病变腔内三分支重建,其手术成功率较高,近期效果满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非A非B型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非常凶险的临床急危重症。主动脉内膜撕裂导致血液进入主动脉中层,将主动脉分为真、假两腔,存在主动脉完全破裂而猝死的风险,并可能导致重要器官灌注不良。De Bakey和Stanford分型是最经典的AD分类方式。根据AD累及范围,De Bakey分型分为Ⅰ、Ⅱ和Ⅲ型。

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关键技术及研发现状

血管介入治疗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已被血管外科、心血管内外科及神经内外科等不同学科所广泛应用。传统血管介入手术依靠透视下手对导管导丝的操作,可持续性及精确性存在一定问题;同时操作者在长期X射线暴露及铅防护围裙负重中承担了较高的职业危害风险。血管介入机器人系统具有明显减少操作者X射线暴露、成像定位精准、操作准确稳定的优点,在减少器械与血管壁接触、操作颤抖的同时,增加操作者舒适感,目前已经成为医疗机器人的研究热点。笔者在此介绍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图像导航、机械臂结构、力反馈及安全性能等关键技术,并对目前国内外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通过临床应用阐明该技术在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中的重要意义,探讨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尽管技术的进步使得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有了长足发展,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的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仍然存在较多不足:触觉力学反馈的缺乏使其在复杂困难病变、钙化病变、慢性闭塞病变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同时缺乏适用操控各类目前已经商品化的导丝、导管、球囊、支架等血管腔内器具,频繁更换介入器材会导致手术时间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手术的可操控性。人工智能与5G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为机器人系统辅助下的血管介入手术提供更加精准化、规范化的发展方向。并且在人工智能基础上,血管介入机器人系统与腔内影像设备的一体化融合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将为精准血管介入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指明了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未来研究方向。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发展,是符合目前对于精准医疗的趋势,为血管介入医师提供一种保护,但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善、精进这项技术,同时需要制定其应用的适应证和禁忌证,建立标准程序,并通过大量临床试验来评估血管介入机器人系统的长期疗效,使得这项技术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细胞焦亡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细胞焦亡是一种促炎形式的程序性细胞死亡,主要通过半胱天冬酶(Caspase)-1依赖的经典途径和Caspase-4/5/11依赖的非经典途径激活,以胞膜破裂和炎性因子的释放为主要特征。消皮素D是细胞焦亡途径下游的一种关键效应蛋白,介导细胞膜孔道的形成,有助于炎性因子释放到胞外。近期研究表明细胞焦亡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病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且与斑块不稳定性有关。本文主要对细胞焦亡及其分子机制,以及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3种细胞类型的焦亡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中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移植物感染药物保守治疗的临床效果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确诊胸主动脉腔内修复(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术后移植物感染且首次治疗方案选择药物保守治疗的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确诊移植物感染与TEVAR手术间隔3~96个月,住院期间均进行个体化抗感染治疗,出院后长期口服抗生素。随访时间6~44个月,2例患者分别因脓毒症复发和继发主动脉食管瘘进行手术治疗,前者术后恢复良好,后者因术后主动脉残端破裂死亡;6例继续药物保守治疗,其中3例因主动脉食管瘘发生致命性大出血死亡;2例因脓毒症复发入院再次行抗感染治疗;1例无感染症状,仍在追踪观察。本研究显示移植物感染是TEVAR术后罕见但致命的并发症,常并发主动脉-食管瘘,死亡率较高,外科手术清除感染的移植物是有效的方法。对拒绝行手术治疗的患者采取个体化的抗感染治疗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部分患者最终的结局是开放手术或死亡,选择药物保守治疗的患者需时刻警惕脓毒症的复发且终生服用抗生素。

TASC-D型主髂动脉硬化闭塞症腔内治疗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TASC-D型主髂动脉硬化闭塞症(AIOD)腔内治疗的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115例行腔内治疗的TASC-D型AIOD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根据Rutherford临床分级及相应的影像学检查拟定治疗方案。术后随访,观察临床症状、踝肱指数(ABI)、并发症发生率和通畅率情况。结果115例患者(148条靶血管)均实施了腔内治疗,总体技术成功率为98.3%(113/115),靶血管开通率为98.6%(146/148)。术后Rutherford分级较术前提高4级4例,3级58例,2级24例,1级1例,无改善28例。术后1周ABI较术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9(0.8,1.1)比0.2(0,0.4),Z=-14.233,P<0.001]。30 d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4.3%(5/115)。113例患者(144条靶血管)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37(21,57)个月。术后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7.2%、95.6%和89.7%。术后1、3和5年累积主髂动脉免于再次手术干预率分别为90.4%、86.1%和83.5%。术后1、3和5年累积一期通畅率分别为90.4%、85.2%和82.5%,1和3年累积二期通畅率分别为92.9%和85.1%。结论腔内技术治疗TASC-D型AIOD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中远期临床效果令人满意。

主动脉夹层生物标志物的应用、探索与展望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主动脉夹层的发病人数呈上升趋势。已知的主动脉夹层生物标志物如D-二聚体、C反应蛋白等多被用于在已经发生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作为判断其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标志,且缺乏特异性。对于存在主动脉夹层高危因素的患者,如能发现血液中早期的生物标记物包括蛋白质、microRNA等,对于评估主动脉夹层的发生概率和早期诊断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与主动脉夹层相关性较高的血液标志物进行综述,并对和其相关的预测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技术进行阐述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