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记》看儒家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传承至今,不仅在于其"仁"的思想具有包含性、其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更在于二者有机的结合。儒家以知人、爱人的人本思想为原则,探索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与之相契合,并在《学记》中加以记录与传承。因材施教不是简单的区别教育,它是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对具体环境的观察提出的教育方法。传承至今,因材施教有了更多的内涵与现实意义,它是人尽其才的直接要求,也更是教学公平的内在要求。

清廷剃发易服与明遗民的抗争

满洲入关后,厉行剃发易服,在汉族社会激起强烈反抗;有清一代围绕衣冠发式更是衍生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变。以现代的观念视之,衣冠发式的更易似乎无关乎江山社稷和王朝兴废,也与人性的尊严和伦理无直接的干系。但是,发生在清代的"关于头发和衣冠的故事"却令人不得不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衣冠发式原有繁复而严峻的意味。观察明遗民对待剃发易服的态度,以及他们为保存故国衣冠发式的种种因应之策,将为我们深刻认识异质文化融合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显例。

日本对近代中国东北的农业技术移植述论——以日本殖民当局水稻推广为中心

晚清东北地区水稻种植技术落后,品质与产量较低。日本殖民者于1913年起在东北设农事试验场,摸索出适于东北地区的水稻栽培方法和水稻品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在东北大力推广水稻,企图以东北稻产弥补日本需求缺口。总体而言,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后,水稻种植分布和面积不断扩展,形成其殖民扩张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此过程中,东北地区殖民化程度也逐步加深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和剥削。

四库馆臣的明清易代人物评骘

在清代前期的历史语境下,有关明清易代人物的评价无疑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一度成为政治禁忌,士子文人不可轻易触碰,而清廷则掌控着最终裁量权。明清易代,汉族士群出现忠臣与贰臣的两极分化。以乾隆朝为分野,清廷对出处异趣的两大汉族士群之价值评判发生深刻变迁。此前,清廷基于本朝立场,以政治之“顺逆”为人物评价标准,明之忠臣则为清之“逆民”,清廷对之软硬兼施,或羁縻笼络,或防范镇压,无所不用其极;而明之贰臣则为清之“顺民”,必百般引诱、驱使利用,极尽恩宠。此后则超越狭隘的本朝立场而以儒家伦理普遍准则之“忠佞”为价值取向,贰臣乃“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而忠臣则为“疾风劲草”“力矢孤忠”。清廷人物臧否价值取向之嬗变,在四库馆臣有关忠臣与贰臣的评骘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折射出清廷统治思想和思想统治的历史性变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舆论因应

近代日本致力于对外扩张,部分原因来自于人口过剩与粮食不足的压力,故移民拓殖是其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作为其“理想拓殖地”,在其大陆政策中承担重要角色。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尝试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但并不成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拟向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农业移民,并引导其国内舆论予以积极支持。围绕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问题,日本国内虽有不同意见,但仍未能放缓殖民当局对外农业移民的步伐。而同时期中方舆论对该问题的因应,则表现出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本侵占东北和称霸亚洲野心的坚决拒斥。

明朝中后期“从倭”问题论略

在中国史学界,所谓"倭寇",一般指明朝时期骚扰抢掠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如作为一般知识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倭寇"的释义即是如此。然而事实上,这种有关"倭寇"的"一般知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数百年之后再次揭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所谓"倭寇"之主体即"从倭"实际上是一群被世人误读的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特殊群体,他们演绎了一场与明王朝传统小农经济之间的殊死抵抗。

张履祥“德业互养”治生观及其现实期待

"德业互养",字源意义上是指治业修身与德性修养交发互养,是张履祥对治业修身的人生探索,通过"耕读并重"、"勤俭修身"、"人持恒业"等治生方式,使自己符合"内圣"的要求,达到其经世济人的政治理想。时至今日,重新探寻其治生观,会发现其有着丰富内涵与现实期待,对于引领当今社会风气也甚有意义。

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清代学术思想何以由宋明理学之谈心论性,一变而为考据学?晚清以来的前辈学者多有论究,迄今已形成几种主要的诠释理论,分别从政治、社会和学术自身发展等层面,做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然而,这一学术史公案并未因此而成定论。究其原因,乃在于这些诠释理论更多地侧重从"外缘"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对作为思想学术创造主体的思想家、学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不够。其实,自清初至乾嘉,学人之所以群趋于训诂考据一途,其背后实蕴涵着一套信仰和价值系统,即通过考经证史以"明道救世"。因此,对清代学术思想成因的解释,不仅需要关注外缘因素,更应在此基础上深入抉发内缘性因素,方能建构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

论戴震学术思想之三期变化

戴震既是乾嘉考据学富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同时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思想家。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戴震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梁启超、胡适等人所推重。对戴震将经学与哲学融为一体的治学风格及其思想的前后变化，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如影随形:唐宋之际都城东移与北都转换

开宝九年宋太祖意欲迁都洛阳,看似涉及政治斗争及经济因素,但从历史进程潜层考量,则是对中国由地方分裂割据向中央集权强势回归的历史回应。迁都洛阳失败,标志着汴州在长达百年中所承担的特殊角色从“积累”到“质变”的完成,冲破了中央集权强势回归对定都洛阳的理论诉求。中晚唐五代与北宋士人对汴州(开封)的评价与城市发展所存在的悖反矛盾,本质上是时代背景差异与汴州(开封)职能差异导致的。五代时期,邺都大名府居于河北重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王朝内部制度因素、地缘政治秩序与中央权力支配关系决定。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对邺都大名府地位的影响有一定历史滞后性,至宋代才愈发明显。唐宋之际北都东移,受到中央权力支配,与都城东移存在“如影随形”的关系。其他陪都东移也有类似规律。整体考察唐宋陪都布局变化及其差异,可为宋代之“内向”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