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形成及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规模大,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留在城市、融入城市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构成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的前提。由于入城少数民族向定居化发展,对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具有均等化的需求,这与城市公共部门的运行机制和供给能力形成较多矛盾和冲突,城市民族关系表现出复杂性、长期性。城市政府及各类公共部门作为制度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需要适应城市民族工作新常态,加强公共服务与改善民生的体制机制建设,增强城市民族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

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瓶颈及对策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由于多种因素制约,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与不足,不能完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为此,应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乡村社会纵深拓展。要注重传统治理资源的挖掘鉴别与创造性转化,发挥积极作用并限制消极影响,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模式

传统设计属于近期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在研究讨论予以知识产权保护的传统文化资源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价值。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传统设计。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有两大制度路径:一是外观设计专利制度,二是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制度。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提供消极保护,防止他人盗用或者不正当利用传统设计;现行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制度很难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提供保护。现行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和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制度应当进行适当创新,从而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提供更好的保护。最佳立法模式是,吸取专利法、外观设计准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的制度营养,结合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设计的特点,制定传统设计特别权利保护法。

新时代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理应接受法律的调整和规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但影响宗教工作法治化和公民宗教权益保障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为此,必须进一步推动宗教法律法规的修定工作,使宗教法律法规的体系更加完善。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团体的作用,形成法治化的宗教管理体制。推进相关政府部门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案件。引导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学法、懂法、守法,全面提高宗教法律法规的实施绩效,充分发挥宗教政策在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中的导向和调节作用,形成相辅相成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