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域下“非遗”女书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江永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别文字,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尤为显著。然而,由于传承方式的脆弱性、地域性限制及传播思维的落后,女书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面临着诸多困境。该研究通过对女书文化的传承历史、现状及其面临的传播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创新内容、拓展渠道、提高素养和增强互动等传播策略。研究发现,新媒体为女书文化传播带来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在内容创新、渠道拓展、团队专业化及互动增强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实施这些策略,期望能够提升女书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益借鉴。

融媒体时代高校学生新闻宣传组织建设研究——以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融媒体中心为例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各大传统媒体逐步推动信息资源整合,对媒介融合的探索初见成效。作为高校新闻宣传及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高校新闻宣传部门面临"杂而不精""机构冗余""新闻生产流程固化"等一系列问题。积极推动高校媒介资源整合,通过推动平台融合、促进新闻融合,提高人员专业素养,加强管理,加快新闻宣传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短视频平台熊猫IP传播进路创新研究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势崛起,熊猫以憨态可掬的外表、天真活泼的性格迅速地掳获了海内外网民的心。熊猫IP背靠政府和主流媒体,借力碎片化、精细化的短视频“遍地开花”,大大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文章以熊猫IP为研究对象,对当前短视频平台中熊猫IP传播的具体优势进行深入分析,从价值传播、情感传播、营销传播三个层面提出传播进路创新策略。

共情传播·视听震撼·贴近群众:融媒体作品创新传播进路研究——基于第28至32届中国新闻奖融合报道获奖作品的案例分析

2018年,中国新闻奖增设了媒体融合类奖项,这说明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融媒体作品已经逐渐成为各级媒体关注的重点类型。通过分析第28至32届中国新闻奖融合报道类获奖作品,梳理出我国融媒体作品未来发展的创作路径:合理使用共情传播手段,打造共情内容,强化传播感染力;发挥非线性叙事结构优势,提升传播效果;内容贴近群众,展现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

新时代武汉英雄城市形象彰显及传播策略

武汉英雄城市形象的形塑具有历史渊源和时代积淀,其形象彰显经历了一个由“自在而为”到“自觉而为”的转变过程。武汉市在彰显和传播英雄城市形象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充分利用本地不同媒介开展各种传播活动并及时展开城市形象危机公关,形成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多层级、立体化传播矩阵;同时,还充分调动外在力量,变传播客体为传播主体,借力呈现与传播武汉英雄城市形象。为进一步提炼和聚焦武汉英雄城市精神的新时代内涵,巩固与探索武汉英雄城市形象的转化形式和传播渠道,要从丰富城市精神内涵、搭建传播主体梯队和内容体系、建立评测机制等方面完善武汉英雄城市形象彰显及传播的长效机制。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多民族建构的语境、论域及功能

新中国诗学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分享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具体而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情境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协同促成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的当代发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的建构拥有自身独特的民族话语范畴,其中,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堪称三大核心论域。新中国诗学共同体建构的民族维度,彰显了中华民族诗学的融合创新形象,拓展了中华民族诗学的阐释境界,优化了中华民族诗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新史学”与“民间文学”的结缘——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考察

《歌谣周刊》的创刊语境及其旨趣蕴含有“新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学意义:其一,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民间文学运动是眼光向下的“新史学”在新文学领域的民史实践。其二,《歌谣周刊》同人绘制中国民间文学地图的学术构想契合了“新史学”关于“地理与历史之关系”等论述要义。其三,“新史学”作为一种方法在《歌谣周刊》探寻民间文学的学术主体性道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钩沉二者之关系,有助于甄别“新史学”之于“民间文学”的隐性意义,即隐伏于文学表象之下的“新史学”元素及其价值。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当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文学创作历程论

当代藏族作家降边嘉措近六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经历了早、中、后等三个时期。早期凭借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开创了西藏和平解放的长篇小说叙事之路。中期展开西藏历史、文化的多文体写作,礼赞“老西藏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塑造多民族人物形象。后期对藏区革命史进行系列化非虚构叙述,展开藏区革命历史的多维书写、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建构或重塑英雄格萨尔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降边嘉措文学创作历程的一条主线,使降边嘉措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三个向度——评李英报告文学《群山回响》

2023年恰逢浙江“千万工程”实施20周年,浙江金华报告文学作家李英新作《群山回响》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战略工程产生的显著效应和辉煌成果为主线,从揭秘山乡建设的绿色密码、描绘乡村振兴的社会图景、触摸家国富强的文明脉动三个向度出发,为讲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故事贡献了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记忆,达成了当代报告文学由“轻骑兵”向“导弹头”的嬗变力量。

新媒介语境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世界传播策略

好莱坞利用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拍摄的商业大片,并非单纯"借助"中国元素传播中国文化,而是透过新媒介技术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传播,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码纳入西方故事表述模式,淡化显性的文化渗透,解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内涵,改变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传统认同,实现经济盈利与意识形态影响的双重传播目的。新媒介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传播技术与传播理念落后必然导致话语权被动。因此,中华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世界传播不能停滞在固定时空内,新媒介背景下的传播创新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

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形态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输出随时代的发展,其传播形态也不断变化和完善。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主体及形态出现多样化的特征。较全面地梳理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特点和形式。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海外传播已基本形成多主体参与、多形态并存的传播格局,其传播形态主要有两大类,即实体传播和符码传播。

网红营销:自媒体时代民族文化品牌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营销中科学地构建网红矩阵而获得客户,是民族文化品牌和民族地区为达到品牌营销目标而进行的策略创新,也是实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的一种新媒体营销路径。民族文化依托网红营销进行品牌传播过程中存在着网红选择不当、网红粉丝量造假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自媒体经济迅速火热后,既难以科学有效地界定各类网红的影响力,又缺乏网红传播尺度和效果评估的有效方法。民族文化品牌和民族地区借力自媒体时代的网红营销来实现商业营销和文化传播的更大目标,就需要综合不同自媒体平台上不同垂直领域内网红的影响力,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传播策略。建立科学有效的网红评选和培训方法,制定科学的网红效果评估方案,构建独具风格的网红矩阵,用好网红传播提升民族文化品牌的声誉,从而帮助民族地区在文化传播中实现品牌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产业的稳步增长。

探究少数民族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新方式——以赫哲族鱼皮艺术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传播需要特定的介质,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大环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以赫哲族鱼皮艺术的传播为例,探索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新方式。

智能传播时代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智能传播背景下,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改革成为必然。这既是对新文科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智能媒介生态的主动适应,更是对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应然回应。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面临着加速迭代的传媒业与滞后的人才培养模式、理论知识与技术能力脱节、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失衡等现实困境。对此,数智化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可从探究专业能力培养与数智教育的平衡、推动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创新性探索与实践。

民间资源、过渡性文本与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逻辑

少数民族文学因源于民间文学资源而极具“介于文人创作与口头文学之间”的“过渡性文本”特征。当下的批评现场,形成了一种极为吊诡的批评怪象:一方面,人们在观念认知上承认民间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源头活水,少数民族文学仅仅是从民间文学这个“源泉”中流出的涓涓细流而已;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批评实践中却孜孜不倦地以作家文学理论话语套用其上,将民间文学的结构性影响变成学术盲区。加之横移西方话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结果造成对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切割,原本深植于灵气生动厚重生活实践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成了冷冰冰拒人千里的理论标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需要还原民间文学资源,注重民间口头文论遗产的当代打捞,以构成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话语逻辑。

积极发掘大学“人文教育”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创新”为主导,以科技的应用为动力,深入推进产业和经济的根本性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新质生产力”对“人文教育”同样带来了深刻的启发。“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人”的素质的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革新性科技的介入有利于突破传统“人文教育”的既定模式,“教与学”资源的创新性配置有利于加快提升“人文教育”的质量,“科技”与“人文”的充分结合更是有利于推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新质生产力”的倡导为在智能网联时代培养更符合社会要求的“新质人才”提供了新的契机。

文化转型中地理标志文化的数字人文传播

文化是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方式、成果的历史积淀,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转轨、制度创新、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地理标志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遗存至今的文化记忆,其浓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传统的地理标志文化在传播时会受到时空限制,而数字人文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传播模式,其兴起为地理标志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传统文化价值与数字时代需求的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官方抖音账号建设性新闻的传播特征与传播功能分析

建设性新闻理念已延伸至信息传播的各个领域,并在推动社会治理方面贡献了磅礴力量。新华社官方抖音账号近年来发布了大量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并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文对新华社官方抖音账号建设性新闻的传播特征和传播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在新闻标题、视频内容、声音呈现三个层面展现出了文案彰显积极力量、视角展现问题导向、背景烘托新闻主题的特征。此外,新华社官方抖音账号建设性新闻在传播功能方面具有立足现实、服务社会和动员公众的特性,表现出以反映现实问题为导向、引导人民群众正向情绪、构建和谐社会文化资源的主要功能。

民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几个关键

本文集中探讨民族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如何落实教育部提出的“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共识。本文认为,真正落实这些共识,需要解决民族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方法与民族院校特定生源结构协调的问题,专业负责人应当充分关注民族地区生源占多数的情况,将民族地区生源情况与教育部规定的培养标准、融媒体时代的行业要求进行对照,分析其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基础,针对性地设计整个课程体系,并采取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源发展的教学方法,积极探索使民族地区生源原有知识技能体系转化为专业优势的途径。